【時代現場】黑鏡裡的大腦危機

18歲的小戴穿著寬鬆，像日系街頭滑板少年。他早早輟學、做網拍生意，販賣滑板相關潮流衣物，收入勉強能維持生活，但這是他人生少數自由的時刻。剛上國中時，小戴迷上手機遊戲，等公車時打，上廁所時打，連吃飯也拿著手機玩。媽媽看不下去，認為他3C成癮，送他去「戒癮」。

「那裡是一個教會組織辦的營隊，要說戒癮？就是帶你唱聖歌、讀聖經，我覺得煩死了，每天都在放空。」小戴重述當年的戒癮景況，他曾聽聞一些不服管教的「重度成癮者」被帶去「驅魔」，「我都不知道是玩電動比較瘋，還是這些大人比較瘋？」

概念轉變　成癮標準模糊

小戴的遭遇並非特例，台灣近年出現各種「戒3C」的營隊，憂心的父母還會帶著小孩上精神科門診、做心理諮商。這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中國在2010年曾公布《中國青少年網癮報告》，宣稱全中國有2,400萬名青少年網路成癮。此後，中國各地出現各種戒網路成癮的學校、營隊，這些機構多採軍事化集中管理，以毆打和電擊的手段協助青少年「戒癮」。最後，這些營隊陸續出現學員不堪管教壓力跳樓，或是遭毆致死的案例。

小戴沒有遭遇如此極端的戒癮手段，但談起那段經驗仍是憤憤不平：「我只是愛打電動而已，有這麼嚴重嗎？」據美國藥物濫用與心理衛生服務署在90年代提出的定義來看，網路成癮必須達到腦部結構和行為長期改變才能符合成癮標準。但這個30年前被提出的「網路成癮」概念，隨著科技演進也開始受到挑戰。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說：「現在已經不太提網路成癮這樣的概念，因為很難定義。」數位科技充斥在我們生活裡，人們運用手機購物、讀新聞、追劇，成癮的定義之一是長時間重複做同一件事，而現代人幾乎無法迴避3C數位世界，已經模糊正常與成癮間的界線。

現今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疾病分類手冊」或是美國本土的「精神疾病診斷系統」都已不談網路成癮，僅有「網路遊戲成癮」。然而即便「遊戲成癮」也有嚴格界定：一是影響正常生活功能，例如廢寢忘食，每天只會上網打遊戲，而失去其他生活能力；二是時間需長達12個月以上。

以這樣的標準來看，大部分「愛打電動」的青少年，例如小戴都距離成癮有很遠的距離。不過李俊宏也提醒，即便「網路成癮」這種醫療化字眼已不再使用，精神疾病診療系統仍有所謂「不當網路使用行為」，是用心理諮商和輔導這類溫和的方式解決問題。

不當使用　挑戰親子溝通

只是「不當網路使用行為」會因文化不同而有不同標準。美國小兒科學會對未成年使用數位產品的建議是：1歲半之前不能接觸3C產品，除非是跟家人視訊；1歲半到2歲間，父母要負責挑選內容，避免兒童單獨使用；2歲到5歲每天限用1小時，父母還要規劃「無電子產品空間」，例如臥室或餐廳不能使用3C產品；而13到18歲才建議擁有個人手機和平板。

李俊宏坦言，在3C產品盛行的東亞國家，這樣的要求很難落實，他以自身為例，自己的小孩在小學時每個同學就有手機、平板，要如何跟小孩協商使用電子產品和使用時間，便成為家長各顯神通的時刻。所謂「不當使用」的時間應該多長，目前在台灣也沒有共識。

專研青少年網路使用行為的心理師黃之盈說，這幾年有不少憂心的父母帶著小孩來門診，多半是嚴重案例，如因使用手機而和父母吵架、發生肢體衝突。她會根據每個家庭的狀況給不同的建議，「基本上，如果小孩補習回到家已經9點了，這樣的狀況，你1天使用1個小時的3C就很多了。」她認為我們責備青少年使用3C，像是把罪錯全歸在他一個人負責，但所有青少年不當的行為都是各種生活問題的集結反應。

她發現這些青少年使用數位產品的問題核心常常是親子關係，例如這一代的父母更在乎小孩快不快樂，傾向用不作為的方式管教，「有的父母甚至不敢要求小孩，或是不懂得如何跟小孩協商。」而與小孩協商3C的使用規則，其實也是訓練小孩彈性思考。

依賴3C　缺乏陪伴互動

黃之盈說，現代父母育兒缺乏家族的支援，而學齡前的幼兒又特別難帶，容易吵鬧。對育兒資源有限的父母來說，直接丟一個平板給小孩是最有效率的做法。這種育兒資源問題通常也跟階級有關，幼教老師郭珮雲在偏鄉執教多年，她發現偏鄉學校硬體補助很多，卻缺乏陪伴的各種師資和「人」的資源。偏鄉的父母忙於生計，大多就把小孩丟到學校的電腦室看影片，或是買一個便宜的平板當「數位保母」。

郭珮雲說：「小孩還是喜歡跟人互動，他們是無聊、不知道要做什麼才會使用3C。」3C的魅力有時也不如我們想像的巨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心理系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曾做過一項研究，問養老院的老人和學齡兒童，在機器人（含3C產品）與真人二擇一作為生活陪伴，大多數的老人與小孩仍是選擇與真人互動。只不過與人互動，有時卻是最花成本的，例如父母假日帶小孩踢球、玩直排輪，每堂課都要付費。數位保母成了CP值最高的選擇。

除了時間與金錢的成本之外，問題還會以另一種樣貌呈現。黃之盈的門診有很多擔心小孩交不到朋友的父母，也相信使用數位3C產品可以增加小孩的競爭力，所以放任小孩無止境使用數位產品，「這種家庭最典型的場景，就是親子一同坐在客廳裡，父母用平板看盤、追劇，小孩在一邊打遊戲、上網，彼此完全沒有互動。」

李俊宏的門診則是遇過一些極端的案例，拒絕上學的青少年躲在家裡無止境打電動，「我們表面上看到的是3C產品使用不當的青少年，背後是他因被霸凌而拒學，最後躲在家打電動，但親子關係又不好，無法溝通，最後青少年又更躲回網路的世界。」

曾被送去「戒癮」的小戴便是類似的例子，他來自單親家庭，媽媽每日忙於工作，剩餘的時間則花在教會上。小戴在學校成績不好，沒有成就感，只能靠玩網路遊戲與同儕建立關係。媽媽並沒有理解他的情況，執意將他送去戒癮營隊，母子關係更形惡化，至今已甚少往來。

最後，小戴在跳街舞、玩滑板找到成就感，也結交不少朋友，從此淡出線上遊戲。他說：「我現在偶爾還是會玩一下，常常邊玩邊想到以前，揪人上線打怪好像很開心，但心裡深處知道，其實是你沒別的更有趣的事可做。」

台灣社會的成人擔心小孩使用3C產品，這些擔心大都建立在使用3C行為會影響成績，許多台灣的教育研究便以3C產品使用時間與教育成績做因果連結。這也幾乎是教育現場的主流看法，其背後預設台灣青少年除了念書之外，其餘的生活都無需存在且不重要。

取代限制　豐富娛樂選擇

李俊宏舉冰島為例，冰島校園大麻盛行率一度高達17％，這個長年冰封的島國，青少年休閒生活受到各種天候限制。1997年開始，冰島政府為了解決問題，投入預算鼓勵青少年參加各種體育運動、藝文活動，每個青少年補助約新台幣3,000元。這項計畫施行10年後，冰島的校園大麻使用率降低到3％。

李俊宏認為，最近文化部鼓勵青少年參與藝文活動的「文化幣」便是一個可行的方式，「我覺得年紀應該還要再降低，給更多不同的活動選擇。我們不能一邊責備青少年沉迷網路，而卻不給他們別的玩樂選擇。」

我們活在一個數位科技的時代，無法迴避使用各種數位工具。以妖魔化的方式去描繪新世代的網路經驗，無助於理解問題。當父母擔心用抖音變抖音腦、打電動會變暴力犯、上網會交到壞朋友，TikTok網紅老謝卻反其道而行—他使用短影片行銷自己的輪胎行，每天拍片，念小學和國中的2個女兒也耳濡目染，自小學時便會用手機拍片、剪輯。老謝說：「所有人都在用，你禁絕不了，不如讓小孩早點認識這個網路世界，早點學到技能也不錯。」

老謝的女兒拍自己的生活、吃的食物、美術課做的作品，配上音樂做成短片，像是另一種生活日記。老謝也不是完全放任，讓女兒使用手機「吃到飽」。他規定只有在功課寫完後才能使用手機，並且考慮安全，老謝並沒有讓女兒們的作品上傳到網路上。

和老謝女兒年紀相仿的寧寧現在是國中二年級，她和同學們在假日時喜歡聚在一起練舞，她們都喜歡K-POP，靠Instagram、TikTok追星、練舞。說起喜歡的偶像女團，她們如數家珍，但提起上網最討厭的事，幾乎有志一同：「我們最討厭Family Guardian啦。」這是流行於父母間，監控、限制小孩上網時間的APP。

速食短片　傷害閱讀認知

寧寧的父親自認是自由派的父母，不要求女兒的學校成績，也不認為女兒會有網路成癮的問題。不過，寧寧爸發現，女兒面對長篇的文字說明常常「讀不懂」或沒耐心看完，他說：「我比較在乎的是小孩對文字的理解、專注力，這是網路負面的影響。」

寧寧喜歡各種流行文化，也喜歡動畫和韓劇，暑假才剛開始，她已看完《咒術迴戰》和《絕世網紅》，外加重看一次《鬼滅之刃》。看完這些作品，不必花多少時間，因為寧寧和同學們都從TikTok上以3分鐘影片說完劇情的說劇頻道看完這些作品。

不少教育現場的老師們發現，這種習慣快速影像、30秒把事情說完的新一代，專注力時間更短、無法閱讀長篇文章。2019年與2023年2篇研究，分別在美國及新加坡各自針對3到5歲及1歲到9歲幼兒做觀察測試，2篇研究都發現，每天接觸3C 1小時以上的幼兒，在語言能力和認知能力明顯不如未接觸3C的小孩。然而，研究大腦結構與「專注力」的台大心理系副教授謝伯讓補充：「這些研究後續並沒有講，這種認知和語言的傷害是不是不可逆。」

《華爾街日報》曾刊登一位精神科醫師的看法，他認為TikTok類的短影片與ADHD盛行有關。謝伯讓分析短影片的演算法是會向使用者推薦超乎他們預期的影片，而人的大腦遇到超乎預期的事，便會分泌多巴胺，大腦在受到不斷播放的刺激下，會充滿多巴胺，因而不斷刷下一部影片。

讓大腦產生充滿愉快的多巴胺並不意謂你擁有一顆「過動」的大腦。奇美醫院精神科主任黃隆正長期研究ADHD，他說明ADHD是出於基因的異常。他也解釋：「這幾年ADHD的盛行率並沒有顯著變化，目前看不出短影片對這個病症的影響。」

生活型態與媒體使用可能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關係：因為現代人生活型態破碎，於是有觀看短影片的需求，習慣了短影片，於是對長篇文章感到不耐煩。謝伯讓認為，短影片的刺激性強，看得多就會習慣這樣的媒體刺激，當出現長影片或長文章，就會覺得無聊不想看，謝伯讓認為：「這是一個學習而來的結果，既然是學習來的，也代表這樣的關係是可逆的，你也可以去習慣長文章，唯獨要小心的是，未成年的大腦還在發育中，影響比成人大。」

接軌未來　煥新思考模式

謝伯讓說，有些研究幾乎一錘定音3C產品對未成年的危害，但大腦其實是一個充滿彈性與學習力的器官，謝伯讓推論：「當我們讓這些小孩再重新接受多元的刺激，他們的語言和認知能力還是有可能回到一般正常的水準。」

正因為大腦充滿彈性的學習能力，在各種網路社群軟體、線上遊戲等數位服務問世後，人的大腦思考方式也開始變得不同。例如，心理學著名的研究「谷歌效應」（Google Impact）便發現，搜尋引擎Google問世後，人們傾向不記取知識本身，而是會記住關於某件事的關鍵字、在網路上的什麼網站可以找得到。人並沒有變笨，只是思考路徑不同了。

謝伯讓還是習慣文字閱讀，對他來說，文字閱讀仍是最有效率取得知識的方式，但他不認為影像必然等於淺薄：「有些電影傳遞的思考也很深刻，只是媒體的形式不同。」他並不禁止念小學的兒子使用社群媒體和看短影片，某些知識型的短影片傳遞知識更快速、更有效率，「我兒子認得很多爬蟲類和各種爬蟲的餵養方式，我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知識量可能比不上他。」

心理學的研究甚至也發現，「打電玩」這樣看似「玩樂」取向的行為，會讓電玩使用者在手眼協調、空間推理能力都高於一般人，數位時代有其負面影響，同時也帶來新的可能。

謝伯讓進一步表示：「我們現在對新世代的擔心，是基於我們是文字世代，擔心他們文字能力不足，但你怎麼知道未來的世界文字還是主流的溝通模式？」從Google眼鏡、虛擬實境、擴充實境的發展，「未來人類溝通的方式很可能是基於影像，而不再是文字，影像是較人性化溝通的方式。」

我們永遠無法確定未來會如何，謝伯讓建議不需排斥數位世界的各種服務，但也主張：「小孩最好還是保持多元的刺激，這會讓大腦發展不同的能力，可以適應未來不同可能的世界。」

3C產品螢幕閃著神祕的黑光，折射出我們現下的憂心。但這不僅是照映現況的鏡子，所有圍繞著它們的憂心與期盼，也可能是一道通往想像未來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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