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永祥受訪全程氣定神閒，背靠著椅背，說話同時煮一壺水，水滾了，不管講到哪裡，他緩緩起身去幫我們泡茶。我忽然感覺自己像50年前的警備總部，讓他待在屋子裡寫自白書—要他把人生經歷談一遍，包括怎麼從中國大陸來台，成長過程如何，建中而後台大，讀過哪些禁書？發過多少異論？一晃眼，74年過去了。
【一鏡到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錢永祥
會員專區人物
今年5月，錢永祥出版新書，開篇就引用了米蘭．昆德拉著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句子，談人類對動物來說，如同支配者對一個毫無力氣的承受者，那是人性之善最受考驗的時候，也是人類徹底失敗的時候。
生於大江大海的時代，他也是一個毫無力氣的承受者。出生數日就被帶離中國、來到台灣，他始終感覺自己是異鄉人，是無根的人，但仍在反戰和反極權的運動思潮裡，被燒沸一身熱血，而後被澆滅，從此視那個投身過學運的校園為傷心地。
物傷其類嗎？一個時代下毫無力氣的承受者，最終在另一個毫無力氣的承受者身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
大江大海的孩子 漂泊無根
泡完茶，他坐回椅子，往後一躺，神情依然淡定，像個老教授在等學生發問。今年5月，他出版新書《人性之鏡：動物倫理的歷史與哲學》，從西方各哲學學派的演進，談人和動物的關係，知識含金量高，但像磚一樣硬，簡直是課本，得用力啃。書出版不久，他受龍應台邀請對談，講座開始前龍應台一再告誡：「你不要lecture（說教），千萬不要lecture！」我問他還記得嗎？不料他開始論述，從很難向人說明為何要關心動物起頭，「這涉及人跟動物的心理學…」話題逐漸延伸，從潛意識到人類中心主義；從漁獵時代到農業社會，「那個是一個轉捩點，在漁獵的社會裡面，人跟動物是平等的，你要去打獵，牠可以躲避你，也可以反過來傷害你…」
正以為他要兜回原點了，他開始引經據典，談人跟動物是可以互相變化的，談《白蛇傳》、基督教、希臘哲學，最後結束在「不只馴服動物，還要馴服植物，所以稻米呀、蔬菜呀，我（人類）要改良它，讓它適合我的需要。」
我已經忘了我剛才問的是什麼問題。
錢永祥就有這個能力，把故事講得像論文。那是個從大江大海開啟的故事，1949年生於中國蘭州，錢永祥出生數日就被帶離中國，來到台灣，漂泊感彷彿與生俱來。他還記得的最早畫面是，一家子隨部隊分發而流，去過屏東、到過台中，最後落腳彰化眷村，在一個班上只有3個外省人的小學念書，班上同學總用台語喊他「阿山豬」，他就回敬「番薯雞」。他說，曾交過一名本省籍好友，每天早上上學經過對方家，就在門口等，「那時候我沒有任何族群意識。但後來某天，他忽然叫我不要再去找他，對我吐口水，不准我再去。」幾十年後，他才意識到，可能是因為對方家長不喜歡他的外省身分。
書裡探得新世界 點燃熱血
初中時，父親過世，「我媽覺得住在彰化挺孤單，她一個寡婦帶著3個孩子…在彰化也找不到工作。」一家子搬上台北，他考進建國中學，學校臨近牯嶺街，舊書攤多，求知若渴的學生如魚得水，一頭栽進書裡，小時候讀《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的孩子，開始接觸新思想，和老闆混熟了，甚至能獲得一些禁書，他就是在那時讀了魯迅，讀《自由中國》雜誌，讀王尚義的《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發現原來還有這樣一個世界，講存在主義，講卡繆，講沙特。」
新世界在眼前展開，一個我思故我在的世界，一個「東方在文化革命，西方在反越戰」的世界。世界經歷巨大的搖晃，1968年，錢永祥考上台大哲學系，還不知道自己也將迎來生命巨大的動盪。
故事說到這裡，像連續劇在最緊張的時候未完待續，他猶疑了。初次見面，他和研究動物倫理的學者黃宗潔對談，我帶著訪綱前去，他說他看過了，「但我不習慣談論自己的事，我再想想吧…」眼看就要拒絕，後來我們才發現他不習慣談的，僅僅是在台大那段被他形容為「豐富而狼狽的經歷」，寥寥幾句就帶過，「我大學沒有好好讀書，在搞活動。」什麼活動？保釣運動。「我覺得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套很浪漫的理想主義，一腔熱血。那個時候，我們想的事情是，從保釣運動開始，變成一個社會改革運動…可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那個理想主義，放在現實中間是什麼樣子。」
熱血放冷，在1973年2月14日，那時從保釣運動而起的學運儼然成形，台大哲學系的自由派學者被國家機器視為大患，支持教師們的學生也需整肅。錢永祥在建中辦《建中青年》，大二接手台大的《大學論壇》，在學校拉布條，辦快報，印1萬份，斗大標題寫「我們要說話的權利」，他的台大學弟鄭鴻生在《青春之歌》裡，用「狂氣」2字定義那時的錢永祥。
革命家走投無路 告別天真
但國家機器要的是安靜而聽話的人，不是一個「狂」的人，於是，警備總部動手了。錢永祥仍記得那天早上，出門要到學校註冊，有人上前問路，卻搞錯了門牌，「當時沒有立刻意識到，只覺得奇怪…，後來到了學校，碰到同學來找我，他說某某人已經被抓了。」
鄭鴻生在書裡記錄下錢永祥那天的感觸：「在西門町漫無目的地走著…，想著這不是革命的時代，沒有革命組織可以投靠，沒有媒體輿論可以求援，他望著西門町的茫茫人海，個人像滄海一粟般無助。」錢永祥四個字總結：「走投無路。」他找跟警總相熟的好友，對方也說：「沒有路可走。」好友陪他去投案。
錢永祥憶及當年，對自己下的結論是：「我沒有真正革命家的資質，真的革命家碰到這個情況，哪有投案的…」話說到這裡，他笑了一下，好像在嘲笑當年的天真。
關了7天，寫了4份自白書，無罪釋放後，他申請出國留學，1982年回台灣。這時的他，30出頭歲，已大抵有了往學術裡安頓自己的想法，進入中研院工作，期間多有「看不見的手」在阻攔，譬如就是不給出境證，譬如在入職當天，中研院裡傳出耳語是非，他只能轉任約聘職。多年後，轉型正義報告出來，請他去看，「我說我不要去看，我非常堅持我不要去看。」為什麼？那裡頭或許就有你在英國時，打小報告說你和中共學生交往的人的名字，真的不好奇嗎？
他說：「2個理由，一個是，我對那段歲月的感受是很複雜的，一方面我很高興有那段經歷，一方面我很遺憾有那段經歷。高興什麼？就增加一些經驗，咀嚼到一些東西；那遺憾的是什麼？是好像投入、做了一些事情，可是成果是什麼？成就是什麼？空的。」我以為自己聽錯，問他，真的是空的嗎？「空的，空的。」他說。
政治哲學大轉彎 投入動保
灰燼無法再燃，一如他的敘述，總透露出「這些有什麼好再提的呢？」在那之後，他若仍有熱情，都在動保領域。事情轉折在1988年，他和妻子接手路上小學生正愁不知如何處置的小貓，「日日和動物相處，眼裡看見的就都是動物了。」一日，他在高速公路的分隔島上，看見一隻狗，「那是8月，牠非常熱非常渴，瘦，生病。我想…我怎麼救牠呀？我塞車塞那裡，就看牠，後來車子開始動了我就走了…」他找上了「關懷生命協會」，問能做些什麼？
時任關懷生命協會編輯、現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簡稱動社）副執行長的陳玉敏說，那時錢永祥講了那隻狗的故事，「他說那一刻，那隻狗很無助地看著他，他突然被電到了。他問他自己：『如果我這時候沒有停下來幫助這個生命，那我到底是誰？』」那也是一種我思故我在，只是這一次，他思考的是另一個更無助的生命。
他翻譯了辛格的《動物解放》，愈投入愈動情。快50歲那年，他在中研院裡遇見一隻流浪狗，「我多事，想給牠找一個家，我就叫牠來來來，我說：『你上車，我帶你去醫院。』牠遲疑了一下，自己跳上車，我帶牠到動物醫院，問醫師能不能幫牠找個家…」醫生答應了，但第二天錢永祥再去看，「狗還關在一個很小的籠子裡，眼周都是眼屎。第三天去，狗不見了，我說狗呢？他說（得）腸病毒死掉了…」
「原來一隻漂亮活潑的狗，對我信任，然後我這樣就把牠害死了…我開車離開，一個人在路上，在東湖那邊，啊！受不了了，一個人在車裡面就嚎啕大哭，哭到不能自已。在那之前，已經多少年沒有哭過，之後我也沒有哭過，中年以後，人就很難哭了…」
一個念政治哲學的人，何以忽然轉彎，往動保領域裡鑽？物傷其類嗎？他曾提過一個「陰影的累積」說法，指生命的陰影是疊加的，也許在那一刻，就以眼淚的形式，釋放了所有的瘀傷？包括他自承的「台灣是我的家，可是我沒有那種根的感覺，我怎麼會有根的感覺？」
行動者退居二線 保護自我
他在15歲時讀了王尚義的《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自己也成為了異鄉人和失落的一代。我們偕他到台大拍照。我說：『你對台大還是有一份感情在吧？』殊不知那是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只能淡淡化解，喃喃自語了一句：「台大是傷心地啊，是不愉快的回憶。我對建中還比較有感情。」建中，正是他和理想主義初遇的時刻。人生若只如初見，也許很多眼淚不會發生。
陳玉敏也說：「錢永祥在動保領域從來不是行動者，但他曾在追求政治理想上，是行動者。我看過太多人罵他，就像很多人罵我一樣，我們都是在公共論述上備受攻擊的人，但是我覺得錢老師…可能真的在這個部分累了，所以他不當行動者了，成為一名思想家。」
她提到去年在原住民狩獵的議題上，動社被攻到體無完膚，那時有一場會議，錢永祥受邀演講，「他上台就說：『原住民朋友在追尋自己的根，文化認同上，從日據時期到國民政府，一直被壓迫，是該被關切。…相對的，原住民朋友也應該要理解，這些動物保護的朋友們，是不是也應該被看見跟尊重，而不是把他打成一群反文化的人…』我覺得這是很多行動者，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會忘記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可能是為了動物行動，可是很多時候，我可能過度看到動物，就忘記了，要改變動物處境，必須去關照更多面向這件事…可是他就想到了。」
關心動物，也想到了人；是思想家，也曾是行動者。如今他出書、受訪，像個老學究，全程靠著椅背，不厭其煩地把話題帶回學問上，帶回議題上，用許多理論將自己嚴實地包裹起來，得一點一點地問出內核，還要提防他的提防，故事講到一半，他總像忽然意識到離題，把話頭硬生生扳回正經八百的論述，或是在回答我更多關於學運的細節時，冷不防說：「我們去吃飯！」
有貓的家才是家 相生相伴
唯一一次例外，是攝影記者說到自己也養貓。錢永祥忽然就挺直了身子，饒有興致地發問：「養多久了？有沒有想過多養一隻？我覺得養貓如果有2隻或者3隻，可以彼此作伴…」他談到自己1988年收養的貓，後來又產下4隻小貓，留下2隻。「牠們分好幾年走了。第一隻心臟病，我不在家，就過世了；第二隻貓，半夜睡我身上，突然跳起來，沒辦法呼吸了，在我懷裡去世；第三隻貓，沒來得及安樂死，最後也是在我懷裡去世…牠們都是在我的被子裡出生的。」
他鉅細靡遺地談貓的出生和死亡，比談論自己的事，還更喜悅，更痛切，「到了第三隻貓也走了以後，我就跟我太太說，我們不要養了，我年紀也大了。我想起那個時候，第一批貓剛來的時候，我們樓梯跟別戶相通，貓到處亂跑，我還要爬牆穿人家窗戶去抓貓，我說我年紀大了沒辦法…」
失去相伴的生命，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就這樣過了8個月，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說，一個家沒有貓，還像家嗎？」他想，也是，又陸續養了4隻。初訪結束後，他傳來好幾張和貓的合照，貓陪他看書，陪他煮飯，陪他打電腦…無根的異鄉人，因為貓有了家，有了安身立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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