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沈伯洋最喜歡的動漫人物，是《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碇真嗣。
這個角色一點也不遇事堅決。故事開場，14歲的碇真嗣母親失蹤，又與父親疏離，好不容易父子重逢，卻是要他坐進巨型機器人，背負人類存亡，和怪獸戰鬥。他渴望得到父親認同，又害怕再次被拋棄，只能反覆命令自己：「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
沈伯洋很早注意到，《福音戰士》的機器人不像鋼彈那樣帥氣，反而「超像鬼」。令沈伯洋產生共鳴的，正是面對大人、關係、體制時的徬徨。他承認，早年開始與更多人接觸時，自己和他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碇真嗣不像主流動漫裡憑意志力克服難關的英雄。所謂「不能逃避」不是無所畏懼，而是他在眾人催促下，逼迫自己坐進駕駛艙時的自我勉勵。但是，當所有人要求一個孩子承擔時，他真的有選擇嗎？
沈伯洋高中時，小他8歲的妹妹參加作家劉克襄帶領的生態走讀，他也好奇跟去。劉克襄對他印象深刻，後來在2003年出版的作品《少年綠皮書》中，特別寫了三封「未寄的信」，保存了少年沈伯洋的模樣。
劉克襄信裡的他，是個孤單的孩子：遠足時，他獨自在遠處舉著望遠鏡，又不時回頭看向眾人，顯得有些害羞、格格不入。一次走過大屯山古道，劉克襄希望學生觀察沿路的生物與歷史遺跡；沈伯洋回去寫下的，卻是森林的暗黝、潮濕、不快，以及終於走出林子，被陽光照撫的幸福。
劉克襄有點錯愕，卻也欣喜他沒有迎合老師，而是誠實寫下自己的感受。劉克襄寫：「我寧可，你只是在野外的旅行尋找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探詢整個社會的位置。對一個十六歲出頭的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之複雜脈絡，尋找自己已經夠沉重了。」
在沈伯洋的讀法裡，《福音戰士》的故事正是一場漫長的社會化過程：碇真嗣從無奈、討好、反抗、崩潰，到逐漸願意重新與人建立關係，他看見的是陪伴。陪伴可以很溫暖，也可能很畸形，沈伯洋對我們說：「需要、利用、仇恨，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我讀了之後發現，哇，原來真實有這些層次。」
現實中的沈伯洋也慢慢走進人群。起初在遠足隊伍中格格不入的少年，後來與大家熟悉起來，成了會分送漫畫的孩子王。在建中，他擔任「鄉土文化研究社」社長，又邀請劉克襄帶社員踏查台北。多年後，劉克襄成為他的證婚人，還在婚禮上用當時風靡全台的「黃色小鴨」形容他：討喜、可愛，人見人愛。
沈伯洋也非常喜歡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他說，看著主角渡邊從一名學生步入社會，也開始想像自己以後會遇到什麼人。他認為，對人際關係感到壓力而閉鎖的渡邊，最後竟願意接受「綠」走進生活，是一次突破。
他說，自己大約也在高中、大學時跨過那道檻。有了可以一起打球、唱歌的朋友，有喜歡的人與家人，沈伯洋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走出來了」。隨之而來的，是別人排山倒海的期待：大家認為他有能力，希望他承擔更多。他也曾反問，自己明明想休息，為什麼一定要我？
「我那時候超想當小說家的！我看松本清張40歲才開始寫推理小說，40歲開始都能成大師，我20歲就開始寫，成就一定更好吧！」
後來念了法律系，他覺得自己思考變得僵化，「法律的文字要求嚴謹、不能有多餘的贅字，跟散文、詩歌完全是兩個極端。一接觸到法學，又要面臨國家考試跟繁重學業，要把法律教科書念完就完全沒時間看課外書。」
唯一沒有中斷的是漫畫，「那時候台大法學院還在徐州路，旁邊有家漫畫店叫『十大』，我每天都先去買便當，然後去租3本漫畫，邊吃邊看，看完才走，連老闆都認得我。」
雖然文學讀得少了，青少年時讀過的人物，仍留在腦中。「每個角色遇到事情，都有不同的想法，就好像認識了很多人。」閱讀不只讓他看見不同的選擇，也讓他預先理解每種選擇可能帶來的後果。
他借用犯罪學裡的「人生劇本」，解釋這種參照。黑道人士喜歡的電影，主角往往帶著悲壯色彩，明知沒有好下場，仍為義氣走到底。當他們認同某個角色，真正面臨選擇時，也可能循著角色的邏輯行動。「黑道就會很『relate』（共鳴）在裡面。真正面臨選擇時，立刻想起某個角色會怎麼做。」
二十多年後，劉克襄筆下那個急著走出森林的慘綠少年，已經開始探詢「整個社會的位置」了。從洪仲丘案、人權工作、不當黨產，到境外資訊戰與民防教育，他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大，也愈來愈難不介入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