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本案逆轉的關鍵，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長江德千指出，最大的差異在於一審採「結果論」，不論原料為何，只要通過檢驗即可食用；二審則依據最高法院的決議，採「源頭論」，只要原料不合格都視為犯罪。
本刊調查，最高法院是在2016年度第18次刑事庭會議做成決議：有「攙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的行為即成立犯罪，不用實質判斷行為有無存在抽象危險。
不過，對於這項決議，國內不少法律學者卻持反對意見。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之前寫的文章就認為，《食安法》第49條的保護法益應限縮在國民健康的保障上，如此才能符合《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頂新案一審法院（彰化地方法院）的見解，應以「致生人體健康危害之虞」為前提要件的見解，與立法理由相符。
政大法律系教授許恆達的文章也指出，攙偽假冒的保護法益是消費者健康，因此，所有的攙偽假冒行為一定要有「足以危害健康」的要件。
東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宏宜也在文章點到，即便文義解釋上「攙偽假冒」並不以危害健康為必要，但考量到其所造成的標示不實結果僅屬於行政罰，並且與《刑法》第191條間存在刑度上的重大落差，應對其做目的性限縮解釋。
台北大學法律系教授曾淑瑜認為，「攙偽」若非攙入有毒或有害物質的行為，既不可能發生實害結果，自然沒有入刑化的必要。
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古承宗則指出，所謂的食品安全無論如何不能是包山包海，單從行政上的食品衛生管理來看，製造、販賣攙偽或假冒的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例如使用人工酵母製作麵包，或高價米摻入低價米，不盡然都對身體健康有危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