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後火車站一處公園，常有三兩成群的青少年聚在角落。見有人影過來，便一哄而散。他們花大半夜的時間在公園群聚，帶著渙散眼神四處走動。天亮之後，地上常散落各種菸蒂和廢棄氣球。從事青少年中途收容服務近20年的張進益一眼便認出，地上是K菸和笑氣的「殘留物」。
【時代現場】孤毒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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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咖啡包、K他命、笑氣，這是青少年流行的3大毒品，取締量近年屢創新高，在一些資深毒蟲眼裡，這種藥效來得不明不白、感受複雜的新毒品，到底有何魅力？
我們從吳柏凱的故事裡，整理出青少年用藥的外在與內在理由。這位曾獲總統教育獎的年輕人，生活充滿各種動盪。外在是挫敗的父母影響了家庭功能，以及地方的毒品生態。內在則是被父母、校園遺棄的少年們只能自己一個人長大，新興毒品結合玩樂群聚，成為他們生活少數感到溫暖快樂的時刻。
有海岸有機場 桃園成暗黑台灣之光
桃園市一直是各種青少年新興藥物的「發源地」。林口長庚醫院最早收到大量吸食笑氣而癱瘓的青少年病患，2000年前後，桃園甚至是搖頭夜店密度最高的城市，其中知名搖頭店「獅子王」更號稱是東亞最大的夜店。就算近5年，桃園市的毒咖啡包、K他命取締量，也一直名列台灣最高縣市之一。
藥頭K曾在桃園大園有一棟三層透天厝做為毒咖啡包調配工廠，他說：「桃園有海岸、機場，原料走私方便。」他專做笑氣、毒咖啡包，販賣範圍除了桃園也擴及台北、台中。他認為這也和幫派生態有關，「油水多的事業，像線上賭博、酒店都在台北，桃園這裡的兄弟因為地緣關係就做毒。」為了因應毒品市場變化，當搖頭丸被查太緊、安非他命價格不斷攀高，桃園地區的毒品「加工業」依其「專業」不斷做出「產品創新」。
緝毒中心的警官甚至自嘲，桃園產的毒咖啡包是另類台灣之光，這種將各種毒品混合的方式不僅創世界之先，甚至台產毒咖啡包還一度賣到東南亞及中國沿海城市。
除了地理環境因素，還有城市人口的特性。曾任桃園毒品問題諮詢委員的台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陳玟如分析，桃園市近年一直是人口快速成長的縣市，青少年人口較多，因此青少年物質濫用的狀況也較常見。此外，桃園有大量工廠，青少年毒品問題某程度反應了他們的勞工父母在這個城市長年遭遇的不變困境。
無正職無安所 賭場見父被銬崩潰哭
現年34歲的吳柏凱出生於基隆，還沒上小學，父親就把母親打跑，後來去桃園工作，便把他留在基隆老家由阿嬤照顧，「我對爸爸印象很淡，阿嬤當清潔工，我每天放學一個人回家、一個人寫作業。」90年代開始，台灣產業西進中國發展，桃園的紡織業、製造業開始經歷關廠轉型，無一技之長的吳爸爸在錯誤的時間來到錯的地方，求職不順，最後靠打零工維生。
吳柏凱記得還在念小學的某一天，父親出現在基隆老家、向阿嬤要生活費，阿嬤每天從基隆搭車到台北市政府當工友，收入微薄，還要照顧孫子，身上根本無多餘金錢。吳柏凱的父親威脅她，若沒有錢，就要把她唯一的孫子帶走。沒有錢的老阿嬤最後只能眼睜睜看他把吳柏凱帶走。
「我小學成績本來還不錯，一直都是前3名，但從來沒有人因此稱讚過我。」吳柏凱未曾與家人出遊，也沒有留下任何一張童年照片，「沒人會幫我拍照。」小五那年，被帶到桃園後，父親因居無定所而沒遷辦戶籍，導致他有段時間必須每天早上從桃園搭火車回基隆上課。
父親帶著當時的女友還有吳柏凱，每天住在火車站前一晚500元的舊旅社裡，直到吳柏凱上了國中，父親才租了一間小套房。記憶所及，吳柏凱不記得父親做過什麼穩定工作。
細數下來，吳爸爸做過賭場圍事，帶著他上班，結果遇到警察上門，看著父親被戴上手銬帶走，他嚇得崩潰大哭。父親有陣子在電動遊戲場工作，吳柏凱下課，父親會給他2個裝滿代幣的杯子讓他打電動。代幣打完了，父親心情好的話，會再給錢，讓他到樓上的戲院看電影，「這大概是我對他最好的回憶了。」
尋關懷尋歸屬 未成年進搖頭店找愛
國二那年，一次父親外出，走前只要他好好看家，後來就不見人影。多日後吳柏凱放學回家，看到所有行李被丟到門口，才知道父親已經超過3個月沒繳房租，房東一氣之下將他們趕出門。
此後，吳柏凱開始在不同朋友家過夜，朋友不借住，他就睡公園，半夜被警察帶回警局，卻又連絡不到父親將他帶回，警察只好讓他待到早上6點再離開，「後來，警察都認識我了，帶回去也不會多問，就清個地方讓我過夜。」
原本立志要考第一志願的吳柏凱因為各種生活動盪而成績一落千丈，學校沒伸出援手，反將他視為問題學生，要求他不要來學校。吳柏凱開始交各種朋友，有人帶他抽菸、混舞廳。當時他還不到15歲，發現外面的「哥哥」們講義氣、又照顧他，從小流浪、無家可歸他第一次在外面的世界裡感到完整的歸屬感。
國二開始，吳柏凱成為中輟生，未成年的他就在「哥哥」們的掩護下出入搖頭夜店，有時還負責賣貨給舞廳裡的客人。「一張大圓桌，上面有K有搖頭丸還有一粒眠，隨便你吃。在那種場合，你不吃都很奇怪。」「我們會比賽誰吞最多不會倒，有時是比誰拉的K最多條，有時是比搖頭丸，我最多一次吃10顆搖頭丸。」
少年之家牧師張進益也早在未成年就接觸了毒品，他嗑紅中、白板常嗑到斷片，問他嗑藥經驗最吸引他什麼？「嗑藥後，我常會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有時候騎機車卡在電線杆，朋友們都覺得我這樣很好笑。我變成一個有趣的人，大家都喜歡我。」
藥物是一扇門，邊緣少年通過藥物成為一個「嶄新」的人。吳柏凱也有相似的經驗，「我本來不敢跟女生說話，但用藥之後，我話很多，女生都覺得我很有趣，喜歡跟我互動。」他的一任女友甚至是嗑藥場合認識的。
成人用藥通常有強烈的功能導向，比如用安提神、解酒，用海洛因代表身分地位。海洛因、安非他命成癮者阿威表示：「我曾好奇用過毒咖啡包、笑氣，這些藥上來的感受很不明確，有時會讓人『齷齪（aK-tsaK）』，不懂這些少年仔用這些是什麼意思？」
用K菸用笑氣 搖包裡成放縱異世界
吳柏凱用藥全在跳舞、唱歌的群聚場合，這些藥物的藥性剛好符合年輕人玩樂的需求。吳柏凱說，毒咖啡包藥性上來時，感受很混亂，身體會很ㄍㄧㄥ，「這種感受搭配強烈的音樂和燈光，會很不一樣。最後，再用K或是笑氣一次放鬆身體。」這種在極緊繃的狀態下再放鬆，跟著音樂節拍失速下墜，像經歷一場極限運動。這種藥物快感也是獨屬於青春少年。
基於這樣的使用經驗，不少青少年都告訴張進益，這些藥只是調劑身心，就像唱歌跳舞要喝酒助興一樣，有時一攤下來甚至比酒錢還划算。「他們認為，只有安非他命、海洛因才是真的毒品。」張進益這麼說。
而當年像吳柏凱這樣的未成年，進舞廳得透過各種關係走後門。當警察站崗愈來愈嚴，為了這些無法進入舞廳的年輕人，桃園市區及新北市三重、五股一帶的老舊大樓裡，被隔出一間間像KTV的小包廂，做為群聚玩「high」的場所。這是所謂「搖包」（搖頭包廂）的初始。
沒錢的年輕人去非法的隔間搖包，有錢又成年的年輕人則到KTV或汽車旅館。在包廂裡使用搖頭丸、聽嗨歌，有時還會叫傳播妹坐檯。之後，搖頭丸在市場消退，但搖包文化仍在，使用的毒品轉變成毒咖啡包為主流，像是在2016年W Hotel女模名命案，便是搖包文化下的一例。
進校園進職場 苦難人生迎高光時刻
吳柏凱當年過著醒來在搖包、睡覺到公園的流浪日子，數月之後，他因為偷車被裁判安置到少年之家。
少年之家收容的孩子多和吳柏凱有類似遭遇。表面上他們是因偷竊等各種小罪來到這裡，實際上這些少年犯約8成都伴有毒品使用經驗。吳柏凱回想過去，「來到這裡，第一次有家的感覺，有人會關心你有沒有吃飯，還幫你一起規劃未來。」他開始在麵店打工，並考上高職。
他靠著半工半讀在學期間拿了各種國家證照，其中一張乙級證照還是全校唯一考上的學生。2007年，他獲頒總統教育獎。得知得獎的那一刻，他還在麵店裡打工，對面機車行老闆拿著晚報問他：「你是上面寫的那個吳柏凱嗎？」那天晚上，他回到家時，大哭了一場。人生終於有一件好事發生了。
也許是因為看了新聞報導，消失多年的父親，突然出現。吳柏凱很開心父親來看他，兩人一起吃飯、聊著近況，最後離去前，父親開口向他要錢。吳柏凱給了他3千元。
接著，每隔幾個月，父親就上安置機構要錢，「我在麵店工作是要賺自己的學費，他拿走了，我要怎麼辦？」他給不出錢，跟父親大吵，吵完，他知道父親再也不會來看他了，便坐在樓梯間痛哭。這是他到少年之家後，第二次流淚。要不到錢的父親果真再也沒出現，直至今日，他沒有任何關於父親的下落和消息。他有些感傷又強作淡然道：「我很想原諒他，但很難。」
此時桃園已不同於父親來此打工的時代，各地工業區開始進駐科技工廠，吳柏凱畢業時以優異成績進入宏達電子擔任工程師，不久後更跳槽到一家電腦硬體的美商公司。他在這個城市裡，終於不必重蹈父親舊路。他每天穿著無塵衣進生產線，工作時數長，雖然辛苦，但平均年收入有上百萬元，終於可以過著物質無虞、不必流浪公園的生活了。
遇挫折遇壓力 再犯率是一般人三倍
不料，2015年左右，電腦硬體市場不景氣，公司開始減薪、縮班，吳柏凱收入大不如前。在人生低潮他又發生車禍，把對方的車撞爛，要賠償百萬元。為了逃避這些現實壓力，他找上了昔日的朋友，開始拉K、混搖包。
即便青少年曾經離開毒品，但當人生遭遇挫折，毒品的快樂或是慰藉感的記憶會再重新被喚起。台大公衛所研究數據亦指出，有毒品經驗的青少年成年後的毒品再犯率是一般人的3倍。
當吳柏凱因挫折再次使用藥物時，毒品環境也和以往大不相同了。根據統計，1996至2001年間的查緝毒品量，以安非他命逾9成占最大宗、海洛因居次。2019年前後，則有一粒眠、喵喵、毒咖啡包和笑氣等藥物。
以藥物特性來看，青少年常用的3種毒品為K他命、笑氣，以及毒咖啡包，成癮性不若海洛因、安非他命高，戒除不難。但近年常傳出有猝死案例，吳柏凱解釋，很多新興藥物因「上來」的感受不明顯，年輕人為追求快感會一直追藥，容易過量。因此近年也常見吸食笑氣過量導致癱瘓、拉K量大到膀胱壞掉、精神異常的狀況。
而未成年的學生接觸到毒品也非只是單純幫派介入。藥頭K告訴我們，毒品進入校園通常不是靠學生賣藥，這樣做的風險太大。K曾遇過有學生跟他拿了藥，自稱藥頭，四處轉賣，還高調拉了微信和LINE群組賣藥，「你知道他群組拉多少人？三百多人，我都嚇死了。」
K在2016年進入這個產業時，「我們並沒有特別要賣給學生，他們是能買多少？」他花很多時間「跑現場」，像是汽車旅館、KTV這類場所，搖包一次叫的量很大，跑一次就拿好幾萬元。K說：「像以前外面小混混賣給學生，再由學生賣給同學，不是沒有，只是很少了。」
不僅如此，就連毒咖啡包也開始長得不一樣了，當我秀出新聞照片時，K嘖了一聲，「現在沒有這種小惡魔包裝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毒，又醜。」包裝仍是青少年毒品重要的一環，「現在的包裝都做得很高級，像是日本藥妝店賣的膠原蛋白，小小一袋，你不會想到是毒品。」
新興藥物一再推陳出新，重混搖包的吳柏凱最終仍被警察查獲。礙於羞愧，他更不敢與過去朋友連絡，也和待他如再生父母的張進益斷了音訊。直到有天他用到精神異常，懷疑有人要槍殺他，躲在家裡，足足一週不出門，女友不斷陪伴支持他，他才醒悟到「我怎麼把自己搞成這樣？這和當年遺棄我的父親有什麼不同？」他慢慢從藥物黑洞裡走出來，與銀行處理債務整合，現在已是一位從事青少年服務工作的講師。
得熱情得支持 邊緣人也能重新站起
張進益分析，青少年不服權威，戒治上需要一個與他有情感連結、可信服的人，這是難處之一。不過，他們離開毒品有時是因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那件事是讓他覺得自己可以投入熱情的事，可以靠這件事建立自己的信心，找到情感依靠。」邊緣少年在一個沒有情感支持的環境裡，一個人長大，看似堅強，「但不習慣求救，很容易又回到以前的老路上。若有人適時伸手，他們仍能很快站起來。」
重回童年暫居的站前舊旅社，吳柏凱有些感嘆：「以前睡覺都會被火車聲吵醒，現在好久沒聽到了…。」人生的苦難猶如迫近震耳的火車，一個人長大的他終於等到火車離去的一天。他一點一滴重建屬於自己的情感支援網絡，照顧一群與自己有一樣經歷的孩子，偶有感到孤單無助的時刻，但他十分自傲，能好好活下來，是何等幸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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