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立維於2015年接受採訪時曾說：「當時出國很不容易，成績要在全國前百分之二。出國前，負責國家安全的『磐安』的組織找我去，希望我除了念書之外，能替國家做點事，那種狀況你能說不嗎？」問賀立維當時被分派什麼任務，他說：「都不是什麼違背良心的事，都是一些為了國家利益的事。」那是一個彼此出賣，沒有誰能稱得上百分百無辜的時代。
出國前，他被帶到位於台北新店的「青邨」受訓，受訓主題圍繞在「與匪鬥爭」：「早晨讀訓、唱軍歌，找很多國外回來的人講經驗，讓我們有警覺心不被中共吸收。安排課程的都是政戰人員，他們都沒什麼出國經驗，尤其出國念3、5年書的，很少很少。」賀立維的口氣有點「問道於盲」的諷刺意味，這也像是那個年代的縮影，所有的人在沒有光的山洞裡憑著自己的想像摸索出口。
賀立維在美國留學時不只念書，每天要將接觸了什麼人向「上級」報告。1978年時，他遇上中美斷交，「我在愛荷華，冒著大風雪，我們五個人一輛車，開到芝加哥、明里蘇達，到處抗議，你不能不去啊，這麼重大的事，不去是不愛國的。」原來，留學生之間還會彼此互相監視，互打小報告，賀立維回台多年後，有次讀到自己當年的「忠誠檔案」，裡面寫著：「此員喜看《聯合報》，不看《中央日報》。」忠誠是不容有模糊空間的，海外留學生讀《中央日報》才是唯一的標準答案。
因為沒有太多正事好做，又要彼此監視，所以當時的留學生常辦愛國聚會，「開會內容都是在檢討別人不愛國，只要你一個眼神不對，皺個眉頭，很容易就被人打小報告，我功課忙，後來少去聚會，就被人說不愛國。」所幸，賀立維因一件事擺脫了不愛國的標籤。
1979年，鄧小平第一次訪美，賀立維得到一個任務：「取得鄧匪訪美隨行人員名單。」當時，他僅僅是愛荷華州立大學的研究生，如何取得名單？「我知道外交系在找中文老師，我去應徵，當時會中文的人很少，我一報名，第二天就去上課了，這些學生未來不是進國務院就是要外派中國，我向上級報告，上級很高興，要我好好教。」
他在中文班裡認識了一位學生，剛好是當地最大報社總編輯的女兒，「我告訴她，我們一家人都是從上海逃出來的，媽媽很想念中國的家人，聽說他們這次有人在訪問團裡，可不可以幫我打聽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美國人也天真，就相信了。」女學生弄來了名冊，賀立維轉交上級建了一次小功。
職業學生其實也有生命危險，賀立維念的是敏感的核工，時常接到一個美國人的電話，「他自稱要跟我合作生意，要見面聊，我都不敢去，他們是要打聽台灣的核武狀況，想吸收台灣的核工專家。」同批留美的同學有人一直受到美方情報人員的騷擾：「這個同學晚上打電話跟我抱怨，怎麼辦，有人一直給他壓力，我能說什麼，就隨口勸他忍一忍，把書念完回國就沒事了。」
隔天早上，這名同學被刺死在大學校園裡，凶手始終未尋獲：「警方說是搶劫殺人，可是那個年代，我們這種留學生連買漢堡都要開支票，身上根本不會有什麼現金，沒人會搶，而且還發生在治安良好的校園區裡…，事發後，我也很害怕。」沒多久，賀立維拿到學位回國，飛機在台灣機場落地的那一刻：「我終於覺得安全了。」
在愛國的大旗之下，個人只能為了成就國家而存在，可以出賣別人、獻出生命。然而，到底什麼是愛國？中國紀錄片導演杜海濱說：「愛國這個字眼是空的，端看國家需要什麼，就在這個空的字眼裡裝它們需要的意涵，成為國家動員個人的手段。」職業學生可能為了錢，可能為了日後職業發展的利益，但也可能是愛國口號下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