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書評〈那些關於時差的故事──《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全文朗讀
史明智（Rob Schmitz）的《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一書，乍看之下或許會令人直接將其歸類為兩種書系的延伸：一是關於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圖像，包括何偉《尋路中國》、梅英東《消失的老北京》、歐逸文《野心時代》、伊恩．強森《野草》，或再往前回推到稍早一些如保羅．索魯《騎乘鐵公雞》、林西莉《另一個中國》等；另一則是以上海為軸心，由張愛玲、王安憶、金宇澄、張怡微、歐大旭這些作家筆下所建構出的上海氣味。
喜愛前兩種主題的讀者，固然都能從《長樂路》中，找到足以對話或對照的線索，尤其書名中「中國夢」這個關鍵字，看似與《野心時代》裡所欲探討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如何形塑出當代中國形象亦若合符節，但相較不時對於「中國」或「中國人」進行概括式論述的《野心時代》，與其說《長樂路》一書，意欲透過幾個人或一條道路的故事，放大到對整個中國人的性格或命運之綜論，不如說它更趨近以巴黎殉道者街上的生活為題材的伊蓮．秀黎諾《885公尺的巴黎》，源於「對於一個獨立地理空間的共同熱情」，藉由打入一個社區之中，擴展出共有經歷的過程。也因此，《長樂路》裡的上海，才能宛如細針密織般地，開展出一個我們既熟悉也陌生的中國／上海印象。
城市的形貌成為不同歷史階段的「疊印」
一條街道或馬路能告訴我們什麼事呢？珍．雅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這部經典之作，早已告訴我們一座城市的街區與街道，能開展出擁有無限生命力的庶民日常，為城市生活帶來多樣性與活力；除此之外，流轉其中的種種「誕生與衰亡」，亦讓城市的形貌成為不同歷史階段的「疊印」，銘刻出文化與歲月的脈絡軌跡。一如前述《885公尺的巴黎》書中所形容的：「殉道者街上的生活不只受到一天內的時間以及一週間的某日所支配，也同時受到新震撼的轟炸與擁抱」，站在街角，你會看到1848年以來就出現在巴黎檔案中的藥局、始於1865年的五金行、1868年的麵包店……但同樣地，也會有經營不下去的魚舖與進駐此地的小型服裝連鎖店。換句話說，一條街道的圖像本身，就是一則關於時差的寓言。
史明智筆下的長樂路，同樣也是一則則關於時差的故事。全書透過幾條交錯的線索，將這些故事牽繫起來：810號的CK與他的「二樓──你的三明治屋」、109號花店的趙小姐、169號賣蔥油餅的馮大叔與傅大嬸、麥琪里的陳里長、以及其中最特殊的，一盒來自682弄70號王家的信件……來自中國不同地區、有著不同背景的人們，匯聚在同一條街上，成為那些「雙眼明亮的異鄉人帶著夢想爭奇鬥艷」的縮影。他們當中有些相信在上海可以找到更好的生活，有些則是為了抵達另一個想像中的「更好生活」而在此地努力工作。
他們定義與實踐「中國夢」的方式則各各不同
但是，長樂路上的人們，儘管同樣懷抱著對更好未來的期盼，他們定義與實踐「中國夢」的方式則各各不同︰趙小姐讓小兒子留在家鄉當「留守兒童」；傅大嬸將微薄的退休金投資在各種快速致富的騙局，只為了實現「到新疆過退休生活」的計畫；CK則不斷將招牌上三明治屋的字體改小，將菜色調整為想像中的「高端法國料理」。他們的成就或失落，其實也隱隱訴說著彼此的時間差。
馮大叔與傅大嬸的世代，「終其一生被政府丟來丟去」，他們的青春「是一場幻覺」，到了老年，想開始追尋理想生活的可能，卻落入另一場資本主義迷宮中的新幻覺；趙小姐來自改革開放後，以「能吃苦」肯定自己的第一波工廠移工世代，卻因戶籍法的規定，只能讓兒子大陽返鄉升學。但迥異於過去我們對「城鄉差距」的刻板印象，返鄉讀書的大陽發現鄉村課程的考試程度比上海更難，基於必須篩掉更多人的升學壓力，鄉村學生的課本往往比大城市要更艱澀，於是對學業失去興趣的他再度回到上海，成為帶著夢想的新一代移工。至於CK這一輩的年輕人，則是「首批能為自己人生做決定的人」。
城市的夢想凌駕與掠奪了個人的夢想
換言之，這些不同世代的移動故事，背後其實充滿著迥異的信念與矛盾的價值，一如長樂路上知名的錦江飯店與新錦江大酒樓之間的距離，新舊並陳的建築，不只「拉出了一條時間軸」，連結了舊上海與新上海間的時差，也銘印著價值的斷裂與衝突。更足以凸顯此一矛盾的，自然是麥琪里的景觀。就在那些繁華的酒吧與咖啡廳一個街區外的地方，包含蒙騙、驅離與死亡的麥琪里故事，徹底戳破了文明城市的華美包裝，訴說著城市的夢想如何凌駕與掠奪了個人的夢想。
用這樣的眼光來理解史明智的《長樂路》，或許就不會認為這只是「又多一本西方人的中國觀察與書寫」，而能透過長樂路的街區興衰，看見在慾望和理想的背後，無數「中國夢們」的追尋與失落；以及在移動與選擇之間，那些依然潛伏著的，屬於過往的鬼魂與記憶。就像史明智從一盒骨董店中信件所勾勒出的家族史切片，可說是所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既相仿又想遺忘的故事框架，以至於當他最初循著地址輾轉找到信件主角的兒子時，對方甚至無意保留信件影本（儘管他終究還是改變了主意）。而更多那些早已被湮滅的信件、話語與故事，仍在長樂路的磚瓦之中，等待被看見。一如史明智提醒我們的，法國人當初種下的那些倫敦梧桐，其實來自東方梧桐與美國梧桐的混種，最早則在西班牙被發現，它們宛如一則隱喻，至今仍在長樂路上，見證時間的流轉，訴說著歷史的混沌。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