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台灣奮鬥軌跡 李道明
1953年出生於新竹
- 學歷：美國天普大學廣播電視電影藝術碩士
- 現職：北藝大電影創作學系名譽教授、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製作）碩士課程主任
從事紀錄片製作、研究、教育、影展評審及國際推廣等工作，紀錄片代表作有《殺戮戰場的邊緣》《人民的聲音（環保篇）》《離鄉背井去打工》等；專書著作有《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等。
「 是電影找上了我吧！不是我主動追求電影夢。是在對的時間與地點出現一些對的人，慢慢把我帶到這條路。」年近70的李道明回憶，帶他接觸電影的第一人，是母親。身為么子的他童年常跟著愛看電影的媽媽上戲院，到了電視時代，又看影集、老電影。循著既定模式上台大、赴美留學，但不像父兄般成為醫師，反而因興趣、時勢與機緣，由電影逐步深入紀錄片的堂奧。
1971年，李道明以第三志願考上台大農化系，大二獲學長但漢章邀請，擔任當時頗具新世代文化聲量的《影響》雜誌編輯。為兼顧編輯與撰稿，大三時李道明平轉社會系，畢業退伍後，又當1年主編。70年代末台灣電影景況不佳，有心出國學電影的李道明想：「可能回台灣也不能拍電影，就去念大眾傳播。」
當年李道明就讀的天普大學是全美電影學校前五大，他讀大眾傳播碩士班第一年也修不少電影課，並拍攝作品。1年後，台灣電影環境似乎有些改變，他於是申請轉念電影。時值美國紀錄片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拿到獎學金的李道明學習拍攝技術與理論，還修電腦動畫、多媒體等課程，首部紀錄片《愛犬歸何處》更獲金穗獎最佳紀錄片與美國學生電影金像獎的區域特別獎。
隨著台灣新電影崛起，李道明返台伺機而動，進入「光啟社」跟著製作人丁松筠神父前往泰國、高棉（今柬埔寨）邊界難民營，拍出紀錄片《殺戮戰場的邊緣》，獲198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與最佳紀錄片導演。
以往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多為官方宣導性質影片，1985年李道明與黃建業、張昌彥等新一代金馬獎評審，大膽說服其他人讓該屆紀錄片項目入圍從缺，引發「什麼是紀錄片」的論戰。由「從缺」到「得獎」，李道明以理論和作品開始改變台灣電影界對紀錄片的概念。
解嚴之後，壓抑多年的民間力量迸發，李道明除拍攝街頭社會運動，也持續關注環境保護、原住民、台灣社會與歷史議題，記錄轉變過程。
因拍攝社會運動，接觸環保抗爭事件。「環保運動慢慢有人參與，可是對環境問題與不同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太有人處理，我就去拍。」作品《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與獲1991年金馬獎最佳紀實報導片的《人民的聲音（環保篇）》，都展現他紀錄片創作者的觀點及環保立場。
靠教書能更深入研究，這些研究又提供拍攝的新想法。
1987年，他與人類學家胡台麗共同執導《矮人祭之歌》，開啟製作原住民紀錄片的契機。因國立台中科博館設立人文相關展示，在該館任職的人類學家王嵩山邀李道明拍攝介紹原住民各族的影片。「那時不知天高地厚，以為1年就能完成，結果拍了2、3年。因規模龐大，只好招集人馬成立製作公司『多面向藝術工作室』。」工作室成員林建享、曾文珍、郭珍弟、許明淳等，後來也成獨當一面的導演。
攝製紀錄片外，李道明也從事教學與推廣工作，在大學任教，並協助紀錄片在國內外放映。他坦言，「一直拍片較容易因循舊方法，教書有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逼迫你重新思考、學習更新的知識和理論，我的成長也是靠教書而有更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又提供拍攝的新想法。」
李道明舉例：「《殺戮戰場的邊緣》時，製作人丁松筠認為應以旁白清楚傳達訊息。但我教學時慢慢思考，到拍《排灣人撒古流》《人民的聲音》時就不用旁白，採觀察式的方法。到《末代頭目》，用拍攝者與被攝者共同參與的模式，由『他者』與『內部人』合作完成影片的做法，也大略符合「分享人類學」（shared anthropology）精神，反映排灣族部落內部觀點。製作《路，TSUENU》時，更進一步結合紀錄片創作者、鄒族在地文化工作者與長期研究鄒族文化的漢族人類學家王嵩山3方的身分與經驗，共同完成。」
另外，2006年李道明擔任公視史詩紀錄片《打拚：台灣人民的歷史》製作總監時，採用表演重現歷史片段的拍法。「紀錄片使用重演，有理論依據。它不是戲劇，而有點像插圖的概念，讓觀眾看到具體的人物、物件或行動。當時公視同意用這種方式解釋歷史，卻有觀眾質疑。不過現在紀錄片大量使用這種手法，顯示社會需要一些時間接受不同的形式。」
紀錄片存在最大的意義，是留下社會演化過程的見證。
在紀錄片領域持續突破，但李道明的電影創作卻磕磕碰碰，1988年執導電影《陰間響馬·吹鼓吹》裡的《吹鼓吹》段落之後，遇上90年代國片票房慘淡，他兩度申請到國片輔導金，卻因找不到投資者而中斷。不過他因教學研究與對產業的理解，卻替後輩帶來新機。李道明共同監製的林正盛首部電影《春花夢露》獲東京影展青年導演銀獎；2003年更參與創立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以高標準養成人才，適時銜接台片復興，成為現今電影產業中堅分子。
紀錄片吸引李道明的兩大重點：一是透過紀錄片可理解不同社會、文化、制度下，不同人的想法、生活與面貌；二是提供人們思考社會問題或反省借鏡。無論是高雄後勁五輕關廠或核四廠封存，看到多年前自己鏡頭關注的問題產生改變，他認為，「社會演化的過程大家常會忘記，如有機會回頭看人們如何奮鬥才造成改變，這就很有意義。我覺得自己做的事對社會最大的意義是在於留下見證，這也是紀錄片存在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