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場】成為類家人　社會住宅裡的互住實驗

只有『獨自一人』，或是『在一段關係裡和別人一起生活』這2種？」

阿狼對「居住關係該是什麼模樣」感到困惑的那幾年，新北市城鄉局正開始在社會住宅裡嘗試各種居住實驗，試圖讓陌生人成為同一屋簷下的「類家人」。新北城鄉局主祕謝登武和OURs 都市改革組織祕書長彭揚凱是研究所的學長學弟，謝登武回憶：「知道OURs一直在倡議居住相關的政策，也引進國外很多共同居住相關案例的資料。」

共同居住的概念在歐洲已走了10幾年，由一群有共同居住理念的人為基礎，透過組成住宅合作社、住宅組織等方式，自行購地或以設定長期地上權方式取得土地，接著規劃出符合入住者需求的可負擔住宅。例如德國第4大城市科隆，一群家中有身障孩童的父母共組居住協會，打造出共融的居住社區，邀請一般大學生透過協助身障者，來換取無償入住。而位於維也納的「酷兒之家」，社區住戶組成涵蓋傳統與酷兒家庭、身障者與酷兒難民，讓不同性取向的人都能在社區擁有一席之地。

官民合作　共居實驗宅

看著國外資料，「我一直在想，共居這種模式有什麼好處？」謝登武表示，從台灣的現況切入，最為嚴峻的社會變遷之一，莫過於人口結構變動：不婚不生、高齡獨居比例越見顯著；同一時間，都會區居住成本攀升，青年僅能在狹小空間裡安身。2017年新北城鄉局首先在三峽北大社會住宅推出「青銀共居」的實驗，撥出3戶試辦，看看共居能否成為長輩獨居、青年蝸居的解方。那年，阿狼成了第一波參與計畫的青年之一。

當年的青銀共居，設計上是在3戶獨立居住單元內讓青年與高齡者混居。但彼此獨立的居住空間，現實上導致10個入住者間交流並不多，大半時候仍待在自己居住的單元內。阿狼和2位長輩同住一室，「相處模式比較是我在公共空間工作，長輩在旁邊吃飯，我們彼此會閒聊幾句。」

硬體空間規劃雖限縮互動頻率，但5年多的共居經驗，使阿狼有機會辨識出自己期待的居住樣貌，比起獨居，她更企盼有人在身畔的吵雜，和帶有彈性的互動距離，並能在對等的關係上建立起共同生活的規約。

青銀共居實驗即將到期前，阿狼開始焦慮搬家問題，「那時三峽附近的套房，租金已經漲到1萬元，但我薪水沒有漲啊！」好在新北市城鄉局正準備在三峽員和社宅進行另一項共居實驗，「這次規劃的是每個人有各自的雅房，再搭配一個很大的公共空間，讓共同活動易於發生。」謝登武說道。

只是這樣的共居模式該如何運作，城鄉局還沒把握，「那時他們有來諮詢OURs。」彭揚凱回憶，民間團體一直期待台灣的居住選擇，除了市場購屋與國家提供的社宅外，可以出現第3條路，「但是要走國外那種以住宅合作社為主體、買地自建的模式，在台灣，光是銀行貸款就過不了。」折衷的可行方案，是在社宅裡嘗試讓一群理念相近的人共居自治，形成住宅共同體，打開對居住模式的想像力，也能藉此讓大眾了解「互住共居文化」的概念。

趁著城鄉局的共居實驗，官民因此搭上線。「《住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法人得承租社會住宅經營管理。城鄉局就依這條，將實驗共居的26戶租給我們，我們再轉租給徵選進來的年輕人。」彭揚凱說道。

實驗房舍位在社宅2樓，有寬敞的公共空間、廚房，和26間雅房以及共用衛浴，全由入住的房客自治共管，大至購買公用家電，小至乾濕廚餘的分類方式，全都要經過住戶大會討論，「住戶總共分成7個工作小組。每個人都要加入一個工作小組，像我是清潔組的。」加入共居實驗超過半年的郭丹說。

互惠共享　有伴更心安

郭丹北漂10幾年，過去和友人合租一層公寓。但合租夥伴往往會因生涯變動面臨拆夥，「找房子又很困難，能不搬家儘量不要搬。」為了保住原有租屋處，郭丹上網徵室友。「結果有個新室友常欠房租，請他繳房租，他還會不開心，跟另一個室友埋怨我又來討錢。」加上欠租的室友生活習慣不佳，養了2隻貓，人卻時常不在，貓砂沒清，搞得房間氣味難聞。偏偏彼此沒有一個正規的溝通管道，心裡的不痛快沒辦法解決，生活摩擦累積成情緒包袱，住久了反而像仇人或債主，每個人都身心俱疲。

搬到共居社宅後，郭丹說，雖然建立共同的自治規約十分耗時，初期開會有時長達4個小時，「但有事都能拿出來討論，理解每個人在意的東西不一樣。」建立生活規範的同時，也為彼此負擔公共責任，情緒上反而輕鬆許多。

共居也讓住戶們省下不少生活支出，除了房租依坪數大小計價，大約落在3,000至7,000元，比租屋市場便宜許多。「家電用品還能共享，像我吸塵器就放在外面給大家用。有次室友需要紅色洋裝，就跟另一個室友借，不需要為了單次活動還特地買一件根本不太會穿的衣服。」結束青銀共居，緊接著入住員和社宅的阿狼，對共居的共享模式十分滿意。「還有個室友很愛煮飯，一個人住的時候，備料很麻煩，也不一定有適合的廚房。現在這邊廚房超大，他會公告說某一天打算做一些料理，邀請大家分享共餐。」郭丹說道。

共居提供相對可負擔的租金，不用擔心室友搬走後連帶失去租屋處，還多了互助的支持網絡。另外，心理上的安定感，和能依照個人狀態自由切換的社交距離，更是郭丹享受共居的理由：「有時候想一個人待一下，但聽到其他人在旁邊聊天的聲音，就覺得滿安心的。」這份安心感也是惠萍嚮往之處。在民間社福團體工作的惠萍，2022年參與了台中市北屯社會住宅的共居實驗。

轉租房源　助弱勢族群

考慮到入住社宅的居民中有40％屬於社會經濟弱勢，生活上將出現各種需求，台中市的社會住宅規劃之初，便預備和民間團體合作，在社宅內配置社區好站（舊稱「社會服務站」）提供「社區關懷服務」。

惠萍工作的單位，也是台中社宅合作的民間團體之一。「進駐在社宅內的工作和以前很不一樣。以前我們是去個案家了解他的狀況、需求，離開後下次見面可能是一個月後。」但在社宅裡，日常有了更多重疊，社工能全天候看見一個人面臨的大小事，以及居住空間、鄰里網絡對人促成的改變，「有時看到他們正向的變化，會讓人很感動。」

求學時便離開家鄉在台中居住的惠萍，自認是相當需要與人有連結的類型，「有時下班回到家，看到房裡暗暗的，心裡會有點孤單。」她曾和友人合租，或是分居在樓上樓下，清楚自己嚮往與人互動，得知北屯社宅的共居計畫後，便嘗試遞出申請。

北屯的共居實驗共分為4戶，每戶單元內設計為5間套房，套房裡有獨立衛浴、小陽台和獨立電表，最多可住2人，房間外則是公共空間。在設計上與新北市略有差異。

惠萍和室友們經常聚在客廳聊天，其中一位室友在餐飲業工作，有時會請大家一起幫忙試菜。每個月還有一次家庭日，眾人定期聚在一起。「現在下班看到家裡燈沒亮，但你知道等下就有人回來，心裡會穩定很多。」類家人的居住模式，也讓離鄉遊子得到不少生活支持，「有次我確診，幾個室友幫忙買物資、送藥。如果是自己住外面，可能比較難有這麼多後援。」

「有人陪伴」的安心感，崔媽媽基金會社會發展處處長張偉瑜同樣有深刻體悟。2022年，長期關注弱勢租屋議題的崔媽媽基金會啟動名為「地表最友善二房東」的計畫，計畫的一部分，是廣徵民間友善房東，將屋源租給崔媽媽管理，再由崔媽媽媒合適當的弱勢房客承租；另一部分則是租下台北市莒光社宅11戶房源，與4個關懷弱勢族群的民間團體合作，轉租給團體手上的個案們。

倡議住宅政策多年，崔媽媽發現公部門住宅與社政單位各行其是，但「居住」不只是幫一個人找到房子，而是陪伴個案讓房子成為家的過程。

即便順利幫個案找到住所，個案仍會在居住上遇到很多大小事，「像是得要陪個案去遷戶籍、裝第四台，教他怎麼開感應門鎖，或補助核准前的空窗期，都需要有人協助。」張偉瑜觀察，這些細瑣的小事，關乎一個人有沒有辦法在社區裡生活下去。硬體的居住空間搭配適當的支持系統，對提升生活穩定度有極大幫助。「莒光目前是我們把居住正義和社會福利2塊合併的實驗過程。試著將『居住支持服務』更細緻、更系統化地做。」

結合社福　支援無家者

在莒光社宅，入住個案和崔媽媽是房客、房東的關係，但中間還夾了一位隱形房客—個案的主責社工，入住期間，社工會為個案量身規劃一套處遇方案，思考入住社宅的幾年內，要為個案生活帶來怎樣的改變。

曾是無家者的阿明在台北車站住了10幾年，一邊做臨時工，一邊睡車站，臨時工收入追不上房屋租金漲幅，使他一直沒機會租房脫離街頭。去年阿明經就業服務站轉介，找到殯儀館的清潔工作，每天早上4點半起床準備上工，但住在街頭，難以好好休息恢復體力，當時身邊的社工都有些緊張，擔心阿明撐不下去，好在他穩穩地捱過好幾個月。

崔媽媽的「二房東」計畫上路後，一直陪伴阿明的無家者關懷團體推薦他搬進莒光。「搬進來真的差很多。在車站你永遠睡不飽，旁邊有各種車子的噪音，累了也無法想睡就睡，現在隨時可以好好休息。」入住一陣，社工都感覺阿明容光煥發了起來。有個安居之處也讓阿明對居住有更多期待，「不想再睡車站了，我現在有存錢，以後如果搬離這邊，也能去租房子。」

住在阿明對面的阿雲也曾是無家者。阿雲年輕時結過一次婚，老公藥物成癮，2人離婚收場，「後來知道他吸毒過量死在公廁。」離婚後阿雲幫人打掃、洗碗，工作斷斷續續不穩定，也難有穩定居所。有陣子阿雲睡在朋友家，但朋友的兒子離婚後搬回老家，阿雲只得離開。輾轉在艋舺公園睡了半年，晚上遇到騷擾，「我就拿著剪刀跟對方說，再靠近我就剪下去。」

後來經社工介紹，阿雲和崔媽媽簽約住進了莒光社宅，與另一名女性無家者成為室友，2人將屋子打理得乾乾淨淨，阿雲還喜歡在廚房做菜，把自己醃好的小菜送給來訪的社工。租屋處不僅僅是安全的空間，更能讓社政資訊接上線，社工為阿雲遷戶籍、辦好福利身分。「在女性身上你可以看到，她們工作意願、生活自主能力都很高，有時缺的就是一個機會。」張偉瑜說道。　

在社工陪伴下，入住者的顯著改變讓人欣慰，但張偉瑜同時也感嘆，即便是以第一階弱勢戶、最便宜的租金租下社會住宅，「三房型，轉租給3個人，每個人的租金就可以再壓低， 一個房間大約3,000到5,000元。」但這樣的租金對許多弱勢者仍是沉重負擔，因此11戶、23間房至今仍未滿租。「畢竟如果是一個月只有7,000多元福利補助的個案，拿3,000元出來繳房租，等於只剩4,000元過生活，對個案來說真的租不起。」張偉瑜嘆了口氣。

雖然崔媽媽基金會也曾和台北市社會局提議是否能再下修房租金額，但社會局也有為難之處，由於開放申請社會住宅時，都發局審核只看申請人的「財稅資料」，依此判定是否為弱勢戶，「像我們是用第一階弱勢戶的身分承租，一間房假設租金25五千元，那就是社會局補助1萬5千元，剩下1萬元我們繳，都發局總共還是拿到2萬5千元。」而僅審查財稅資料，會讓許多從事地下經濟、繳稅紀錄上看不出實際收入的人，也同樣被認定為弱勢戶，由社會局幫忙補助部分房租，「社會局會擔心，如果提高補助金額，很大一塊都是補助到實際沒有需求的人身上。」張偉瑜只能無奈地聳聳肩。

另外，彭揚凱也不諱言，這些逐漸在各地開花的共居實驗，受限社會住宅的居住年限，無法讓住戶長久安居，「市場上也鮮少有租約可以一簽20年以上的物件，讓我們試行類似國外的共居計畫。」但彭揚凱認為，透過這些實驗，讓共居自治的模式與氛圍被保留下來，「也有一些積極的住戶想著以後搬出去，他們可以自組住宅合作社。」

「以前我會幻想，老了以後就跟朋友一起住。但有沒有『好朋友』以外的共居可能性？」阿狼說道，即便有租期限制，但實驗如同火種，開啟她對居住共同體的想像力，也為居住型態的第3條路鋪墊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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