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訴。」
【鏡相人間】我不願讓妳一個人——#MeToo發聲反挨告 女演員Mia的倖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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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MeToo爆發至今一年有餘，性暴力倖存者的故事迅速走入公共視野，又被淡忘。事實上，就在公眾記憶逐漸模糊的時刻，許多倖存者們遭提告，此刻正經歷訟謗之苦、司法煎熬。
女演員Mia去年6月指控男演員黃健瑋曾在她服用史蒂諾斯藥物後，對她乘機性交，10月遭黃健瑋提告妨害名譽。今年8月，北檢認為Mia發文內容詳細、也提出就醫證明及處方箋，加上數名親友作證，綜合審酌，認定Mia發文內容是根據親身經歷發表評價，全案處分不起訴。罕有人知的是，黃健瑋對此不服，聲請再議。截至截稿，結果尚未出爐。
「說出真實經歷」之後，一個台灣女生可能經歷什麼？本刊追蹤超過一年，陪同Mia兩度出庭、尋找證物、訪談相關證人，記下她的倖存之路。與此同時，我們訪談兩名北藝大校友，她們表示曾在就學期間遭遇不同程度的性暴力，行為人皆指向黃健瑋。她們甘冒風險，畢業多年後回到母校，要求北藝大進行性平調查，只因「不想讓Mia這麼孤單」。
今年8月27日，演員Mia（唐宛彤）傳來訊息。我回撥電話，她哭著不斷重複幾個字，那些字句黏糊潮濕，彷彿一團血肉。我花了點時間才聽清楚，她想說的是：「我第二次去北檢開偵查庭，看到黃健瑋陳述，怎麼跟當年不一樣？他為什麼說，跟我發生合意性交？我覺得我完了…」「我以為，我就要被起訴了…」
此刻距演員黃健瑋去年提告Mia妨害名譽，來到第315天。「每一天，我都會打開手機，看結果出來沒有？然後，在心裡劃掉那一天。」Mia說：「我總覺得那『一劃』，是劃在我身上。」
這一天，Mia終於不需再劃掉自己。同一天，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貪，遭求重刑12年；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京華城案遭質疑護航業者，北檢拘提市議員應曉薇；劉姓保母虐童致死，北檢起訴兒盟社工。為了這紙不起訴，Mia幾乎以命相搏，此刻它卻輕飄飄地，埋在一則又一則即時新聞裡。
「我問媽媽，妳被強暴過嗎」
去年5月，台劇《人選之人》帶動全民討論性平議題，全台#MeToo運動爆發。42歲的Mia看著新聞，忽想起17年前往事，6月11日凌晨，她在臉書寫下「限友、鎖家人」發文，提及2006年，得到電影短片演出機會，拍攝期間在台東過夜，彼時她曾與工作人員們提及，醫生開了Stilnox（史蒂諾斯）、Xanax（贊安諾）等藥物，協助她快速入睡。「晚上劇組有人揪團唱歌，住我隔壁房間的男演員敲我房門，問我去不去，我說我要睡覺。」
「然後是隔天一大早，我在旅館（台東旅館房間）的床上醒來，發現自己什麼都沒穿。」「但我沒有記憶了，正確地說，我只有一點點零碎的記憶，但我無法判斷真假。我找了該名男演員詢問昨晚發生什麼事，他說他喝醉了，還問我為什麼不叫？其他女生都叫得很大聲。他還說，我沒有反抗。」「但幾年後，我喜歡的男生跟我說：這名男演員絕對知道妳（當時）吃了藥。」「我不看台劇。另一個不曾說出的原因是：我不想看見那個人的臉。」
Mia不曾預期，這篇並未點名「那個人」的限友文，很快被截圖外流，上傳至PTT。全網熱議，「那個人」就是《人選之人》男主角黃健瑋。彼時Mia思緒混亂，尚未決定是否具名指控，看了幾則留言，至今難忘：「台女不意外」「又是房思琪體？」「匿名（爆料）就是假的啊！」
黃健瑋否認指控，強調「我從未對Mia女士做出違背意願或趁（乘）機性交等違反法律的行為。」黃妻蔡亘晏力挺：「健瑋年輕時的確情史豐富，我和他結婚之前就已經摸透透他的過往了，但他是一個做事有底線、有原則的人，不會做出違法的事。平日裡關於錯誤，有做過的，他一定會承認並且道歉改進；而關於那些沒有做過的事，我自己是當梗（哏）圖在看。」
7月1日，沉默多日的Mia決定具名指控黃健瑋。她返回中部，當面告知父母17年前發生之事，讓兩老有心理準備。「我爸很安靜，他完全不知該怎麼反應。我媽說，不要講，出來講的女生，以後都不會有好下場。我在想，媽媽那句『不會有好下場』，是擔心我被貼上羞辱的標籤。我問她：『媽媽，妳有被強暴過嗎？』媽媽說不出話來。」
「我的遭遇，不是你的哏圖」
面告父母後，Mia在臉書公開發文：「2006年，短片《贖金》拍攝期間，黃健瑋在我服用史蒂諾斯之後，對我趁（乘）機性交。」同時，Mia引述黃健瑋北藝大同班同學Z曾問她：「妳是不是和黃健瑋上過床？」「我早就聽說過妳的名字了，黃健瑋說過的女生，妳的名字最好記。」「黃健瑋絕對知道妳吃了藥。妳不是第一個。」
「接下來是一連串的逃避與自責，」Mia寫下十多年來生活，「我避免看與黃健瑋有關的新聞、他的戲、和他有關的所有事情；責怪自己為什麼蠢到讓外人知道我在服用史蒂諾斯。」「我一直逃、一直躲，即便這些年，我慢慢明白什麼是『趁（乘）機性交』，甚至在我寫下限友文的那一刻，我都不願意面對這件事：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被趁（乘）機性交過的女生』。」
Mia公開寫下：「請你（黃健瑋）和你的妻子收回『情史豐富』『當梗（哏）圖在看』這些話。你對我做的事不叫情史，我的遭遇也不是梗圖。我能理解你們必須否認，但否認之餘，實在不需要附帶嘲笑。」此後數日，她發文全設公開，並直接標註黃健瑋臉書帳號。留言湧入，有支持也有攻擊，她沒有刪除酸民留言，但實在傷心：「為什麼一個女生被傷害之後，整個社會，會繼續傷害她？」
同年7月，一名L先生控黃健瑋曾下藥迷昏其前妻，再與她交往同居。黃健瑋反擊，與L先生的前妻當時是「相戀、同居」關係，並稱被L先生限制行動，因「恐懼無助」才寫和解書。Mia引用新聞，感嘆「交往對象」4字太侮辱人。當時的Mia還不知道，前述發文，都將成為黃健瑋控她加重誹謗的「告證」。
2023年7月初，Mia與我首度見面，彼時她的伴侶Xavier（化名）不大贊成她與媒體接觸。深聊才知，Xavier擔心妻子受傷；Mia具名指控前，Xavier曾問：「如果我們的婚姻停留在妳公開身分的那一刻，怎麼辦？」她反問：「如果我們的婚姻停留在『算了』那一刻，怎麼辦？」
Mia終究沒有選擇「算了」，但婚姻觸礁是事實。#MeToo後續輿論、法律戰都還沒開始，二人在同一屋簷下，已經歷好幾回合戰爭—情緒風暴中，誰也接不住誰；Xavier擔心，在17年前沒保全證據的情況下，若對黃健瑋提告，只會換來敗訴；又憂心Mia公開發聲，反被提告誹謗。
短短1個月內，Mia二度輕生未遂，抗恐慌藥物被醫生調到最大劑量，每天吞藥12顆。Xavier夜裡則嚴重磨牙，需看面顎關節門診。8月，二人協議分居。
「我不能讓法院認證他無罪」
8月3日，Mia原與我約好見面，卻失約。失聯半日後，她發訊頻頻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作息亂到藥物也調整不過來。我吃藥強迫自己早睡，結果昏睡到現在。」過往數日，她偶爾發訊：「醫生開給我雙倍藥物。」「又錯過諮商。我爬不起來。我不想醒來。」
9月，Mia帶走家裡的貓，搬離台北。與伴侶分居後，關係裡的衝突減少了，孤獨與恐慌感卻與日俱增。Mia台大中文系、紐約電影學院表演藝術碩士畢業，2016年起往返兩岸，不定期開設精緻小班表演課，曾在中國擔任紐約電影學院助理講師、外師助教，週薪800美元，最高月入新台幣10萬元。她此刻體認到，在憂鬱症面前，再傲人的學經歷都是廢紙。她在台中租房，靠存款和父母不定期的接濟度日，嚴控每月花費低於15,000元，換算下來，每日伙食、交通、水電費加總不能超過500元——這意味著，看心理諮商、朋友邀約上台北看表演，都得擱置或婉拒。
9月中，Mia終於不再感到那麼孤單。點頭之交陸續發來問候、陌生人替她的文章按讚打氣，Jackie（化名）是其中之一。深聊後，Mia發現Jackie願意無條件相信她，是因遭遇相似。茫茫網海裡，二人抓住對方，分享倖存者才懂的故事和語言。Mia不曾想過，自己竟成了其他倖存者的重要他人；而素昧平生的網友Jackie，數月後竟願意為她出庭。
10月18日，Mia傳來訊息：「黃健瑋對我提告了。刑事，妨害名譽。」她補充：「但他隨時可能對我民事求償。」
她吞了更大劑量的鎮定藥物，趁著清醒時上網、寫臉書，打了許多電話，詢問當年在劇組工作的夥伴，是否有人願意提供人證、物證？友人建議，可試著申請用藥紀錄，證明她當時服用史蒂諾斯；也有人建議她至17年前事發的台東旅館詢問住宿紀錄。機會渺茫，她仍決定一試。她找到《贖金》的導演，導演竟留著當年台東「新新大旅社」的住宿單據。這名導演不願具名，但願意接受我們訪談、也願提供單據照片：「近20年沒聯繫了，我們公司帳冊資料都要保留。我回去翻，就找到收據。」
10月21日，Mia傳訊：「我好想告黃健瑋。應該說，我好生氣，為什麼我（證據不足）沒辦法提告他（乘機性交）？昨晚，我多吃了6顆藥，才慢慢穩定下來。」「今天醒來，理智回來了。我要讓法院認證：我說的是事實。我不能讓法院認證他無罪。」
10月23日，Mia行程滿檔。她前晚先回台北，宿在旅館，隔日一早前往尤美女律師事務所，做完法律諮詢，直奔馬偕醫院，申請17年前的用藥紀錄。當她填妥病歷資料與醫療影像申請書、完成繳費，已近傍晚。她沒有食欲，隨意在路邊坐進飲料店，並未進食。
「我的言論，被傳票限制了」
即使夫妻分居，Xavier仍趕來陪伴妻子。Mia迅速盤點要做的事，「尤律師沒有收我諮詢費，但開庭日她不在國內，我想諮詢其他律師，但律師費恐怕很高？」她又不解：「妨害名譽為什麼不能除罪化？收到傳票那一刻，我的言論就被限制了。」Xavier終於開口：「拜託，妳如果又在網路寫什麼，都可能被對方追殺。」Mia駁道：「你就是希望這段時間（偵查階段），我都不要說話。」Xavier無奈：「對，因為妳的官司，我好幾晚睡不好了。」
10月24日，Mia傳來訊息，延續前日的夫妻爭執：「我的壓力來自訴訟的不確定性。」「我被強烈建議不要對外公開發言、不要寫臉書，如果這是黃健瑋的目的之一，那他做到了。」
11月1日，Mia從台中北上，宿在旅館一夜，隔日早起，我們陪同她再度前往馬偕醫院。只見她從櫃檯人員手中接過上週申請的大疊資料，緊抱胸前，我以為她會立刻拆閱，她卻說：「我沒勇氣現在看。」她踱回旅館，深呼吸，把所有文件平鋪床上，很快找到2006年在馬偕精神內科就診、醫生開立處方藥物史蒂諾斯幫助入睡的紀錄。
11月2日中午，Mia抱著厚厚資料，直奔律師莊喬汝的事務所。此刻距第一次偵查庭剩不到1週，Mia與律師討論案情，Xavier與我在隔壁會議室等待。Xavier擔心任何變數都會影響檢察官心證；希望我允諾，不會在偵查階段撰寫任何相關報導。
Mia步出辦公室時，主動詢問莊喬汝委任費用。莊喬汝答，她是台灣「聲援#MeToo控訴人」義務律師團成員，義務辯護不收費。Mia先是愣住，然後道謝，眼眶潮濕。
「當一個人鼓起勇氣，講出痛苦經歷，所有痛苦經歷卻都被反覆檢驗，要她證明『那是不是真的』，這對一個人的精神傷害，是常人難以想像的。」莊喬汝說：「對被害人而言，他／她就是自己的證人，可是，法律不是這樣運作的。法律只看證據，被害人要回想細節，要把記憶拉回受害當天，有沒有證人？有沒有證物？令人痛苦的事，他／她們卻被要求，要百轉千迴地去回想。」
11月7日，台北地檢署首度以被告身分傳喚Mia。偵查庭後，Mia在律師、Xavier陪同下，穿過大批鎂光燈，一語不發，跳上計程車。「我所有資料都準備2份。一份給律師，一份裝在行李箱…」離開法院後，Mia像個好學生，不斷復盤卷證、回顧與檢察官的對話。此刻她想起網友Jackie，「我告訴檢察官，黃健瑋對Jackie做過違反意願、觸碰身體的事。檢察官希望傳喚Jackie，但我擔心，Jackie身分會不會曝光？」
帶著不確定感，Mia拖起行李箱，隻身跳上高鐵。離開台北，她才傳訊告知，出庭前一晚，內心恐懼，「有什麼一直湧上來，後來直接衝到洗手台吐。」
此後數日，Mia打起精神，密切聯繫相關證人。當年詢問Mia「妳是不是和黃健瑋上過床？」的關鍵證人Z，幾乎與所有人失聯；其他間接聽聞此事人士，作證意願都不高。Jackie則說，如有需要，願向檢察官陳述自身經歷。
戲劇圈朋友私訊Mia：「不會有人相信妳的。妳只有一個人。像是NONO，至少有很多人出來指控他（性侵）啊，這還比較可信。」她憤怒回訊：「『真的假的』這件事，是由受害者的人數來認定嗎？就算加害人一輩子只做過這一次，他還是做了啊。」
「他猥褻了我，而我卻道歉」
Mia此刻還不知道，有另一群人，可能比她更關心這場官司。這群人沒機會上法院，但選擇回到事發的北藝大校園。北藝大戲劇系校友Terry（化名）是其中一人。
「我很在意Mia的案子。我覺得她非常有勇氣。但，這也讓我想到20年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每次想到，我情緒都會湧上來。」沉默20年，今年10月，Terry決定接受訪談。
2023年11月，Terry向北藝大提出性平申訴，回母校出席性平會，說出發生於2003至2004年間遭遇：「某天大家在學校排練教室休息，黃先生（黃健瑋）把我帶到隔壁教室，什麼也沒說，把手伸進我褲子。我記得…那是一個白天。」
她音調平穩，除了偶爾的沉默和停頓，幾乎沒有情緒。「黃先生是大我2屆的學長。我沒有大聲呼救，只是用身體去迴避這件事，然後我逃出教室。事後，我沒跟任何人講。」「北藝大學長姐弟妹的緊密度很高，我不想鬧大，擔心造成氣氛不協調。」「當時的我，單純天真又鄉愿。」
她心裡有數，年代久遠又缺乏證人，結果恐怕不利，「果然，性平委員問我證人？我提不出來。當年那間教室裡發生什麼，只有我和黃先生知道。」Terry後續收到北藝大通知，性騷擾不成立。
但Terry的故事，只對性平會說了一半。「大學畢業後，2008年又發生一次…當時我參加巡演，在外地住宿，黃先生找我去他們房間喝酒聊天。我很猶豫。但黃先生說他房裡還有另個學長，我非常信任那位學長，覺得有其他人在，應該很安全吧？結果一進去，另一位學長根本不在。」
「我猜，我信任的學長被提前支開了。」「又一次，黃先生把手伸到我褲子裡。我還是沒有勇敢地立刻轉頭離開。」「我一直道歉，跟他說對不起、我現在不行、我狀態不好、可不可以停下來？」「道完歉，我就離開了，一出門，另位學長回來了。我裝沒事，之後幾天，演出還是繼續。我和大學時代一樣，不想破壞氣氛。」「當時，我有種『只要留面子大家就沒事了』的感覺。哈。後來我常常問自己：到底想留面子給誰啊？」
「這幾年，我一直想，當初我為什麼要對黃先生說『對不起』、求他『可不可以停下來』，而不是『你不可以對我做這種事』？」「黃先生猥褻了我。我卻感覺好像是…他要賞賜我一樣東西，而我沒接受——所以，我該道歉。」Terry從少女反省到中年，花了20年想通一件事：「年輕的我，習慣打壓自己、把自己擺在弱勢位置。面對學長黃先生，我把自己降得非常低。」
「黃先生兩次對我猥褻，都沒說話。我感覺，他的肢體語言好像是：『妳知道我要幹嘛吧？我要對妳做這件事了。』」Terry回想過往，竟發出奇異謬讚，「黃先生真是個徹頭徹尾、天生的演員啊。好像只要靠著表演，就能達成一切。」
Terry至今沒對黃健瑋提告，其中一原因是不想上法院。「我唯一證人，與黃先生同房學長，但那學長在演藝圈，我不想造成他麻煩、我不想去求任何人－－到現在，還是有這種心情。」「不過，如果遇到性騷擾，現在我會拒絕、斥喝。所有人的面子，對我來說，不再那麼重要了。」
「我仍像學生時代一樣害怕」
若不是Mia去年的發文，Terry不會在畢業20年後，與北藝大戲劇系同班同學扶若芸（化名）聯繫。二人沒有私交，大學畢業快20年，聯繫彼此，是因#MeToo運動期間，她們輾轉得知，對方在校期間都有受害經歷。如今，扶若芸事業和生活重心與台灣演藝圈完全脫鉤，同意匿名受訪：「我不在戲劇圈、不需靠這些人吃飯。和其他還在戲劇、影視圈的同學相比，我沒有顧慮。」
她回憶：「就讀大學時，有次排戲我遲到，一進教室，燈全被關掉，一片全黑。我被撲倒在地，雙手雙腳都被抓住，有人開始親我的脖子。我的身體無法動彈。我很害怕。我覺得…我好像快要被強姦了。然後，燈亮了。黃健瑋笑著對我說：『這只是一個練習啦！』」
扶若芸至今無法確定，當年是誰親了她的脖子？是誰授意用這種方式，對她進行「練習」？「我只記得，我好害怕。我沒有明確證據，證明這一切是不是黃健瑋主導的？但他是在場年紀最大的學長。黃健瑋得到老師的授權，指導我們排練。」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後來，每當我看到黃健瑋，不至於覺得噁心，但感覺很複雜。去年6月，我讀Mia文章留言，很多人講話很難聽。看著她孤軍奮戰，我很心疼。」扶若芸嘗試做點什麼，「去年6月中，我用匿名方式，在PTT上請人代po我的經驗，但不敢公開點名黃健瑋。我怕他告我。可是，我又不希望Mia那麼孤單。我覺得，恐怕只有趁這時候（#MeToo運動）講出來，才有人聽。」「說來可笑，畢業那麼久了，我仍像學生時代一樣害怕。」
去年10月，扶若芸得知黃健瑋控告Mia妨害名譽，想起往事，她決定先擱置自己的害怕，通報北藝大性平會，盼母校調查。今年初，扶若芸向單位主管請假回北藝大，在性平會上說出自己的經歷，講著講著，忽然就哭了，「其實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當時，我到底是為自己而哭？還是為他人而哭？」「性平委員問我有什麼訴求？我說：『我希望黃健瑋不要告Mia。』」黃健瑋沒有因此撤告，性平調查最終也以「不成立性騷擾」結案。
「也許，我無法在演藝圈立足了。但是，我想戰鬥下去。」Mia的情緒彷彿鐘擺，在振奮與悲觀之間迴盪，「吃藥也好，諮商也好，我就是去面對。我也沒想到，我會在尋找人證、物證期間，發現其他人的案情。這才發現，我真的不是一個人。」
「為什麼你想保護我，卻讓我噤聲？」
時序入冬，等待彷彿沒有盡頭。12月13日，Mia與伴侶再陷爭執。她傳來訊息：「老公第N次叫我發文要小心。他說：『我知道妳沒有錯，我也討厭自己一直叫妳不要講話…對不起。』我對老公說：『不要跟我說對不起，這幾個月，我聽到好多對不起，連我自己也常說對不起，但我對不起誰了？為什麼你想保護我，直覺反應卻是叫我噤聲？只有問出那個問題，我們才不需要無限迴圈地一直說對不起，而始終聽不到加害者的道歉。』」「就在我們傳訊息的現在，每分每秒，都有性侵案正在發生。受害者為什麼不敢講？因為社會眼光、因為結構與體制。」
12月15日，她趁清醒時發來訊息：「睡眠時間很長，中間斷斷續續與Jackie、律師群組傳訊。」「日後我打算透過媒體或臉書對外表示－－『偵查期間發現另有案情，受侵害程度不一。』」
12月底，我們約在她台中租屋處見面。她與世隔絕多時，只喝爸爸送來的安素。訪談過程，她多次手捏衛生紙撿拾地上每一根頭髮，我這才知她有嚴重潔癖、容不得白色地磚上有一根新落下的頭髮。即使憂鬱臥床，多日米水不進，她仍每日試著下床、拖地、換貓砂。
「一開始，我很猶豫，要把黃健瑋的名字說出來嗎？我說過，我真正在意的，是整個結構。朋友告訴我，那是一個好的時間點；如果沒有這場#MeToo運動，我可能永遠不會說出來。最終，我說出了他的名字。」她回顧，半年前壓力太大，網暴令人難招架，「具名指控黃健瑋之後，我跟老公之間的話題，只剩這件事。他很痛苦。後來，我刻意避開這話題。」「可是，傳票來了之後，我和老公之間，又只剩這件事...。」
「以前聽人家說，罹患憂鬱症的人，只要能起來走幾步路、洗澡，就是大進步，現在終於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來到台中之前，她最高紀錄不吃不喝、不洗澡，一睡三天。9月搬到台中後，她每天醒著時間，盡量少花點錢、不碰黃健瑋相關的事。氣力緩慢恢復，卻又接到傳票。
她回憶：「說出來以後，好像所有人都覺得我是錯的。孤獨感很重。我想關掉所有東西，想讓所有糟糕的情緒、言論，離開我的身體。所以，我吃下比以前更多的藥。」「一開始惡意言論很多，最多人問：『妳幹嘛不直接告黃健瑋？』『找其他受害者出來講啊！』可是，我17年前就沒有保全證據；而且，我怎能逼其他倖存者出來講？我覺得說這些風涼話的人，好像在平行時空。」
「我要做點什麼，讓她無罪」
「我和幾位朋友，都經歷過和Mia類似的遭遇，受害程度不一。」Jackie幾經思考，決定匿名受訪，「我曾被黃健瑋猥褻。但因事隔多年，曾經的受害者，手上都沒有證據了；我很清楚，我的事件不可能進入司法程序。」「可是今天，我看到一個受害者被告了，會覺得…我可以做些什麼？至少…要讓她無罪吧？」今年初，Jackie親赴北檢，向檢察官說明自身經歷。
「#MeToo如果有中譯，應該翻成：『不想讓妳一個人』『不想讓那些女孩（或男孩）像當初的自己一樣，那麼孤單』。」莊喬汝曾看過這樣的詮釋，覺得動容，她憶起曾協助多起性侵被害人訴訟，許多人原打算把被侵害的祕密帶進棺材，站出來，幾乎都不是為自己。
例如，莊喬汝曾協助一名被害人，少時遭校隊教練性侵，成年後發現那名教練仍在學校繼續任教，她知道，一定會有學妹受害；為了不再讓悲劇重演，她甘冒風險、選擇發聲。
時序進入2024年。1月，Mia陸續發訊：「這段時間，我不去看#MeToo運動又發生什麼事。刻意隔絕。」「我進入鬱期。不知為何，我不知道熱情在哪裡？」以往在台北謀生，機會與人脈常來找她；而今到了台中，她得非常努力，才能有一絲被看見的機會。以及，她其實很懷疑：「整個演藝圈，會不會再也沒人敢用我？」
1月25日，她傳來訊息，對偵辦進度感到焦慮，「我的案子，很可能要拖到春節後…」「我不懂，為什麼要拖那麼久？」
2月17日，她表示正在執行「努力壓低生活費計畫」，幾乎只喝安素度日。我回訊，還是要吃固體食物；她答：「好啦，我會去買茶葉蛋。」「我發現，吃蘇打餅乾+茶葉蛋，最能省錢。」
3月某日，她傳訊：「Jackie出庭了。」「從前我睡前才吃鎮定劑。現在變成，我白天也要吃鎮定劑。隨時都可能恐慌發作。」
4月1日，愚人節。Mia發來訊息表示正在準備遺囑。這不是一個玩笑－－官司結果未明的時刻，她和原生家庭成員爆發衝突。憂鬱病況加劇，她被診斷出重鬱症。
「如果人生因此被卡住，那才真的輸了」
4月2日，Mia傳來語音訊息：「我知道性暴力永遠不會停止。我希望，如果有人受傷害，她們不會被…」說到一半，她說不下去了，試著把話說完：「我希望，她們不會被狠心的對待。」「這場運動，受害者（和他們的重要他人）之間，也許誰都沒辦法扛著他人，再走下去了。」「我一直想，弱弱之間如果不要相殘，有沒有可能團結？我很悲觀－－除非這些弱者，他們慢慢變強。可是，有些弱者，一輩子都沒機會變強。」
4月中，她發來語音：「最近我沒力氣寫臉書。」「我有按時吃藥，但沒辦法吃飯。」「我相信我會好起來…，只是一直在等：我會被起訴，或不起訴嗎？什麼時候，我有力氣正常生活？」
她想起數月前，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尤美女和她分享的一席話：「尤律師說，倖存者的生活一定要向前。因為，訴訟是以年來計算的，妳不可能因為一個訴訟，人生就卡了1年、2年。如果人生因此被卡住，那才是真的輸了。」「她鼓勵我，一定要繼續日常生活。」
「李敖不是說過嗎？我告你，訴訟重要的是過程，不是結果。」尤美女觀察，許多性侵案件，加害人控被害人妨害名譽，「重點不在『告得成』，重點在讓你受苦煎熬、最後閉嘴——被告會被詢問非常難堪的問題，很多人撐不住，最後投降，要嘛閉嘴，要嘛道歉。」
尤美女直言：「通常大家會相信法院。以為到了法院，就會得到公平正義。我認為，這都是過度期待—法院審理只是看證據。加害者拖時間、放煙霧彈，這些都很常見。」
「#MeToo運動最重要的，是讓被害人肯認自己沒有錯，錯的是環境，並且，得到社會的肯認—這過程，本身就是療癒。」尤美女強調，去年全律會與婦團組義務律師後援團，就是希望被害人不被噤聲：「他／她們好不容易說出來，社會不能逼他／她們縮回去。我們不是法官、檢察官，但在這過程，至少能給受害者能量。」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彭渰雯進一步指出，截至今年10月，後援團累計接案13件，被告案由皆是妨害名譽，除了2案是因協助案件當事人發聲或聲援，其餘11案的被告，皆是性暴力案倖存者。截至目前，5案不起訴、1案起訴、1案告訴人撤告、3案當事人撤回申請，另有3案結果尚未出爐。
「開完庭，生命值剩0.1」
生活緩慢往前。4月底，Mia表示正在研究報名一系列在台中開設的表演工作坊，「我要慢慢好起來、我要去報名表演課、我要去健身、我要吃東西，才能面對官司、才能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我必須好好的、讓自己變好。」
5月初，Mia傳來截圖，表示已經完成報名表演工作坊，生活重心轉移。一週後，她通知我：「要開第二次偵查庭。」「我狀況不好，這兩天又掉下來了。不知開庭那天，我狀態會怎樣？」「我已經在思考：如果我這輩子都好不起來，要怎麼辦？」「如果要好起來，我要有經濟支撐、至少要有經濟能力，好好看諮商。而這一切，都非常燒錢。」
5月18日，第二次偵查庭前夕，她表示睡眠很亂，即將北上出庭。「現在，就連吃安眠藥，我都睡不著了。我好擔心睡眠狀況影響出庭表現。應訊是很需要專注的事。我不能精神恍惚。」
5月21日，Mia第二度前往北檢出庭。不知怎的，偵查庭開了超過1小時還沒結束，前來陪伴的Xavier來回走動，愈發不安。
晚間5時許，Mia步出偵查庭，淚流滿面：「我、不、會、和、解。」
Mia離開法院，找了間麵店，勉強吃了幾口麵條。她始爬梳，偵查庭上黃健瑋、證人Z的說詞，皆與當年有很大出入，「他們的說詞為什麼match不上？」另件讓Mia崩潰的，是L先生那件與她無關的「案外案」——她得知L先生也遭提告，事證對L先生不利。
吃完麵，Mia拖起行李，前往高鐵站，準備回台中。回家後她陸續發來語音訊息：「回家路上，我不斷在每個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才有辦法往前走。」隔2日，她傳來的語音訊息，聲音比先前更虛弱，「我現在很不好。我開完庭，生命值大概剩下0.1。」「我差點錯過今天的診。最後一刻才看到醫生。」
「我認為，我有被起訴的可能性。這幾天，我想到一些細節，覺得我應訊時，腦袋沒有那麼好。有些細節，當場就可以回應檢察官了，可是...我現在才想到該怎麼回答。」字裡行間都是懊惱，她做了最壞打算：「如果被起訴，就兩審。可能要走一年？兩年？不知道。」「以前，我覺得自己在谷底；現在知道，今天才是『谷底的另一個谷底』。去年我還有力氣生氣。現在，我連看看外面發生什麼事，都沒力氣了。」
5月30日，充滿無力感的Mia收到陌生人私訊，對方說：「我開偵查庭的時候，檢察官問我為何隔了15年才提告？我回答，我不想讓我的孩子活在暴力犯罪者不用付出代價的世界。」「說出自己的事情之前，我看到妳的事件。謝謝妳，給了我一些勇氣。」Mia讀完，情緒複雜，「我完全不認識這個女生。我也沒想過，這樣子的我，可以影響其他人、給他／她們勇氣。」
6月，Mia傳訊息的頻率明顯降低，「我暫時不上台北了，要開始上表演課。」
7月初，她傳訊表示生活狀態逐漸穩定，「我喜歡這個穩定。」
7月8日，沉默已久的黃健瑋在臉書刊登「L先生的道歉聲明」截圖，寫下：「感謝檢調單位的心力，也感謝所有願意說出真相的人，去年的這一事件已和解落幕。生命的課題讓我們一起成長，我們繼續學習。」同一日，數家媒體以「黃健瑋收道歉聲明！」「遭爆#Metoo一年還清白」作為標題；其中一家平面媒體竟將內容錯置為「時隔1年，黃健瑋正式收到道歉聲明，Mia坦言先前所言全為不實指控。」莊喬汝立刻通知該報：「貴報刊登內容嚴重與事實相悖，請立刻下架不實新聞。」該報這才下架錯誤內容。
「只要有一個網友把不實新聞當真，就會對倖存者造成巨大傷害。一般民眾不會去細分：到底發生什麼事？L先生的案件帶給Mia很大壓力。」莊喬汝觀察：「如果外界操作，是對被害人一直施加壓力，有些被害人是走不到最後的。有人官司打到一半，就放棄了。即使知道勝訴機率很大，他／她們仍說：不要了。因為，在訴訟歷程中，他／她已經被畏懼感壓垮了。」
縱然畏懼，但Mia沒被壓垮。只是，不管如何澄清，輿論已受影響。Mia與友人收到多方查證：「Mia向黃健瑋道歉了？」一夕之間，她忙著澄清，自己的案件還在偵查中，而她本人並未向黃健瑋道歉。至於L先生，行蹤從此成謎。
「抵抗像小石頭丟進池塘裡」
8月8日，Mia發來訊息：「剛剛順利心理諮商了！」「性侵議題，心理師說尊重當事人意願，會通報。接下來，社工會介入。」「我現在才知道，政府竟有這樣的承接系統！」8月9日，Mia接到社工電話，社工立刻接手，告知並協助她申請各類補助資源。
8月19日，她傳訊更新近況：「繼續心理諮商。經濟稍微有壓力，但快樂很多。」經社工提醒，她才知道各地方政府都有提供性侵被害人心理復健費用補助，她的個案從台中市被轉介到新北市，而新北市對性侵被害人最高補助是12次心理諮商、精神醫療服務費用。
去年暴瘦至41公斤的她，體重直線上升。但她說，胖得太快了，未必是好徵兆，「也許因為換了新的精神藥物，刺激食欲。下週回診，來問醫生。」
8月27日，Mia獲不起訴。據不起訴書內容，檢方認為Mia將自身經歷發文，並無誣陷、毀損黃健瑋名譽的犯意。幾小時後，她卻傳訊：「我現在狀態沒有很好，先吃藥壓下來。」她不明白，為何不起訴了，身心狀況卻突然轉壞？「明天精神科回診，然後我會去找心理師諮商。我要找出可能的原因與應對方法。」
與此同時，Jackie、扶若芸、Terry也一直在等待結果。Jackie說：「當我看到Mia不起訴的消息，我告訴她：這種事，講『恭喜』，真的很奇怪。但是，恭喜妳。」
扶若芸受訪時說：「當L先生向黃健瑋道歉時，很多人誤以為Mia道歉了，這件事讓我很生氣。這段時間，我一直覺得悶悶的，直到Mia不起訴的結果出來，我覺得：終於！這個結果好重要！結果，這消息就這樣被帶過、甚至被蓋過了。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悶悶的。」
「我好討厭我自己，每天搜尋引擎上都出現『黃健瑋』3個字，但我就是忍不住，每天都去查！」Terry同樣緊盯各大媒體，「今年8月，Mia不起訴消息出爐，這是#MeToo運動很重要的里程碑，我每天搜尋相關報導，發現沒什麼聲量。每次看到Mia新聞，我都覺得…真的好心痛…」
Terry坦言，若非Mia去年發文，她不會有勇氣說出自身經歷。但她同時看見，發聲需要付出代價，「如果當時我站出來，現在就會遇到Mia面臨的所有事——被網暴，還要被提告。」Terry受訪期間，幾乎始終以「黃先生」稱之；「黃先生和一些媒體，一直公開講『L先生道歉了』那件不相干的事，完全不提Mia不起訴。好像這樣做，大家就以為黃先生是清白的？」「我忍不住，在自己的社群媒體發文。」
這篇文章沒有標點，像首短詩，全文沒點名黃健瑋，也以「M」取代Mia。但看得懂的人，就是看懂了，有老同學傳訊給Terry：「原來妳也遇過…」我們徵得Terry同意，部分引述：
「我永遠記得在大學教室裡你對我做了什麼／我永遠記得巡演外宿時你對我做了什麼／同樣的行為我相信不只M也不只我（經歷過）／這些事情是多麼的相似／而你說沒有／你覺得那叫合意／我不認為／我也不會忘記」
「只是我們始終這麼小／後續新聞報導（篇幅）如此小／真讓人生氣無奈／但也覺得心中有所安慰：她（Mia）並沒有受到起訴」
「M如此努力／我欽佩她的勇氣／我也感謝學妹與友人的陪伴／雖然我們的抵抗／看起來像是一塊小石頭丟進池塘裡」
「某個部分的我，又死掉了」
我們向北藝大查證，是否召開與黃健瑋相關的性平調查？若有，共幾起？校方不願正面回應，僅回覆：「本校收到校園性平事件調查申請時，皆依《性平法》相關規定辦理並召開性平會議。另依《性平法》27條規定，校園性別事件需經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方可將事件之有無、樣態及處理方式予以公布。」
同時，我們向黃健瑋經紀人查證：黃健瑋是否回到北藝大出席性平調查？針對Mia不起訴，以及黃健瑋不服不起訴結果，聲請再議，有何評論？對此，黃健瑋經紀人並未正面回答，僅回覆：「😊沒有特別要回應的，謝謝您🙏我們會繼續努力。」「該配合的都有盡力配合。」
9月初，Mia在新北市找到租屋處。在網路上發言，她漸趨謹慎，但感慨發來訊息：「說出自身經歷、書寫他人經歷，都有被提告風險。妨害名譽成了加害者的護身符，可是，名譽，明明是他們自己的行為毀掉的。」
10月初，Mia忙著打包、帶著貓咪回到北部，準備迎向新生。截稿前夕，Mia獲悉黃健瑋對檢方不起訴她的結果不服、聲請再議。若高檢署檢察官認為不起訴理由合理充分，將駁回再議申請；反之，若高檢署認定北檢偵查不完備，案件將被發回續行偵查。
「如果案件被發回，所有程序要再走一次，你以為訴訟之路走到終點了？對不起，一切又要重來。」莊喬汝補充，對民眾而言，訴訟壓力已很巨大，對性暴力倖存者而言，更難承受：「他／她以為看到盡頭，又要折返，再一次，走過那條受創的時光迴廊。」
「Mia熱愛表演，對教學也很有熱情。」馬克吐溫國際影像公司總監、《國際橋牌社》外傳《和平歸來》製作人汪怡昕觀察，Mia極有紀律，曾在《和平歸來》擔任護理長，角色分量不重，卻非常認真進入角色。
汪怡昕回憶，《和平歸來》去年上映不久，#MeToo運動爆發，他接到Mia來電，「聽得出來她非常低潮，但沒說發生什麼事。她猶豫很久，才說了黃健瑋的事。」汪怡昕發現，Mia曾陷自我懷疑：「第一，近20年前的事，她沒有一刀斃命證據；第二，演員一定會擔心業界封殺；第三，她要顧慮周遭親友伴侶立場，很多人勸她：就讓它過去吧。最後，她勇敢說出來，網路上又出現一堆質疑謾罵，她要對抗謊言、人際關係、職場關係，還有陌生人的不友善。」
一年多以來，汪怡昕一直陪伴Mia。他觀察，Mia縱然孤單痛苦，但對理想、未來仍有期待，「我常在想，她到底是多根筋，還是少根筋？如果是別人，早就垮了。走過這一年，她並沒有變得憤世嫉俗，也沒有充滿怨恨。我覺得，她還是原來的她。」
Mia試著讓生活繼續。她一邊處理新的租約，持續發來訊息：「我以為要展開新生活了、終於離開#MeToo風暴了。」「我以為黃健瑋沒有提再議。得知他提了，覺得人生又被拉回這場官司，人生似乎又停滯了。」「現在，我覺得某個部分的我，又死掉了。」
死掉和倖存，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同時思考：「如果我還能教課、培養演員，有沒有可能讓他們獲得快樂？他們快樂，我也會快樂。」「我不一定要培養專業演員呀，有些中年人、障礙者，也能透過戲劇獲得快樂。」「至於，我能不能再接戲？那要看運氣。」
她又自問：如果再也不能教課、也接不到戲了呢？「那也沒關係，有個網路上認識的倖存者最近問我：要不要去餐酒館打工？我說，好呀，那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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