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像學生時代一樣害怕」
她回憶：「就讀大學時，有次排戲我遲到，一進教室，燈全被關掉，一片全黑。我被撲倒在地，雙手雙腳都被抓住，有人開始親我的脖子。我的身體無法動彈。我很害怕。我覺得…我好像快要被強姦了。然後，燈亮了。黃健瑋笑著對我說：『這只是一個練習啦！』」
扶若芸至今無法確定，當年是誰親了她的脖子？是誰授意用這種方式，對她進行「練習」？「我只記得，我好害怕。我沒有明確證據，證明這一切是不是黃健瑋主導的？但他是在場年紀最大的學長。黃健瑋得到老師的授權，指導我們排練。」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後來，每當我看到黃健瑋，不至於覺得噁心，但感覺很複雜。去年6月，我讀Mia文章留言，很多人講話很難聽。看著她孤軍奮戰，我很心疼。」扶若芸嘗試做點什麼，「去年6月中，我用匿名方式，在PTT上請人代po我的經驗，但不敢公開點名黃健瑋。我怕他告我。可是，我又不希望Mia那麼孤單。我覺得，恐怕只有趁這時候（#MeToo運動）講出來，才有人聽。」「說來可笑，畢業那麼久了，我仍像學生時代一樣害怕。」
去年10月，扶若芸得知黃健瑋控告Mia妨害名譽，想起往事，她決定先擱置自己的害怕，通報北藝大性平會，盼母校調查。今年初，扶若芸向單位主管請假回北藝大，在性平會上說出自己的經歷，講著講著，忽然就哭了，「其實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當時，我到底是為自己而哭？還是為他人而哭？」「性平委員問我有什麼訴求？我說：『我希望黃健瑋不要告Mia。』」黃健瑋沒有因此撤告，性平調查最終也以「不成立性騷擾」結案。
「也許，我無法在演藝圈立足了。但是，我想戰鬥下去。」Mia的情緒彷彿鐘擺，在振奮與悲觀之間迴盪，「吃藥也好，諮商也好，我就是去面對。我也沒想到，我會在尋找人證、物證期間，發現其他人的案情。這才發現，我真的不是一個人。」
「為什麼你想保護我，卻讓我噤聲？」
時序入冬，等待彷彿沒有盡頭。12月13日，Mia與伴侶再陷爭執。她傳來訊息：「老公第N次叫我發文要小心。他說：『我知道妳沒有錯，我也討厭自己一直叫妳不要講話…對不起。』我對老公說：『不要跟我說對不起，這幾個月，我聽到好多對不起，連我自己也常說對不起，但我對不起誰了？為什麼你想保護我，直覺反應卻是叫我噤聲？只有問出那個問題，我們才不需要無限迴圈地一直說對不起，而始終聽不到加害者的道歉。』」「就在我們傳訊息的現在，每分每秒，都有性侵案正在發生。受害者為什麼不敢講？因為社會眼光、因為結構與體制。」
12月15日，她趁清醒時發來訊息：「睡眠時間很長，中間斷斷續續與Jackie、律師群組傳訊。」「日後我打算透過媒體或臉書對外表示－－『偵查期間發現另有案情，受侵害程度不一。』」
12月底，我們約在她台中租屋處見面。她與世隔絕多時，只喝爸爸送來的安素。訪談過程，她多次手捏衛生紙撿拾地上每一根頭髮，我這才知她有嚴重潔癖、容不得白色地磚上有一根新落下的頭髮。即使憂鬱臥床，多日米水不進，她仍每日試著下床、拖地、換貓砂。
「一開始，我很猶豫，要把黃健瑋的名字說出來嗎？我說過，我真正在意的，是整個結構。朋友告訴我，那是一個好的時間點；如果沒有這場#MeToo運動，我可能永遠不會說出來。最終，我說出了他的名字。」她回顧，半年前壓力太大，網暴令人難招架，「具名指控黃健瑋之後，我跟老公之間的話題，只剩這件事。他很痛苦。後來，我刻意避開這話題。」「可是，傳票來了之後，我和老公之間，又只剩這件事...。」
「以前聽人家說，罹患憂鬱症的人，只要能起來走幾步路、洗澡，就是大進步，現在終於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來到台中之前，她最高紀錄不吃不喝、不洗澡，一睡三天。9月搬到台中後，她每天醒著時間，盡量少花點錢、不碰黃健瑋相關的事。氣力緩慢恢復，卻又接到傳票。
她回憶：「說出來以後，好像所有人都覺得我是錯的。孤獨感很重。我想關掉所有東西，想讓所有糟糕的情緒、言論，離開我的身體。所以，我吃下比以前更多的藥。」「一開始惡意言論很多，最多人問：『妳幹嘛不直接告黃健瑋？』『找其他受害者出來講啊！』可是，我17年前就沒有保全證據；而且，我怎能逼其他倖存者出來講？我覺得說這些風涼話的人，好像在平行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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