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主嫌落跑的責任歸屬，李震華表示：「本案仍在偵查中，偵查主體、聲押職責均由檢方主導，在法院可能無保釋放被告的情況下，檢方本應當庭或即時請求法官同時裁定保全被告的措施。」
他強調，檢方在聲押抗告成功後，理應即刻採取包括電子監控、每日向警所報到等保全機制，以確保被告的行蹤可掌控。然而，檢方並未及時啟動相關防範行動，導致被告得以脫逃，暴露出檢方在重大犯罪防逃執行上明顯缺失，自應追究行政懲戒責任，以彰法治。
李震華進一步指出，審判中當被告未出庭時，法院確有責任執行拘提，但在偵查階段，實際上由檢方主導羈押流程，檢方對防逃措施應承擔主要責任。雖然法院於再羈押庭後，補充要求檢方執行拘提，引發過晚質疑。但事實上，這是法院在檢方疏於保全被告後的備位補充行為，主責在檢方次責在院方，兩者責任交疊之際造成誤解。
李震華認為，相關司法人員有必要接受行政調查與懲戒，除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更須提升萎靡不振的司法信任度。他指出，當前社會普遍對於司法案件的處理速度與準確性有所不滿，尤其對比柯文哲圖利案的快狠準，此次台南地檢署對於通緝及防逃措施的延誤，更加深了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危機。
李震華呼籲，司法機關應透過此次事件汲取教訓，強化重大犯罪防逃機制，以維護司法公信力，確保社會正義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