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美學與城市治理

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在台中疑似出現非洲豬瘟時，市長不出席記者會，反而在另一購物節場合高呼「拚經濟」，這令人感到一種錯亂。一是，如果重視「經濟」，就該知道若是非洲豬瘟，不知道將重創台灣經濟幾何？二是，只有購物節才是「拚經濟」嗎？這是否意味著對現代「經濟生活」只有刻板印象而無想像力呢？

這反映一種守舊，與現在趨勢脫節的城市治理思維。這種反差可以首爾為對照。2017年韓國建築學者Jieheerah Yun 在《全球化的首爾》（Globalizing Seoul）即提出，首爾從講究速度與效率的工業化「硬城市」，轉變為「軟城市」，基於一個看似「抽象」的理念：

「重視『對無形事物的欣賞，例如文化與情感的福祉』，將美學與經濟放在優先位置。」

美感之有無會影響政治經濟。早在1950年，當時《生活手帖》總編輯花森安治就有此洞見。他曾寫道：「一群對『美』麻木不仁的人，正在推動日本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這是時代的不幸。」

過了75年，美感與城市治理的關係，藝術如何推動經濟的發展，早已有無數文章、書籍闡述，也在許多城市實踐。但在台灣，卻未形成政治人物的共識。

一方面，早在2008年馬英九主政時期，當時文建會就推動「臺灣生活美學運動」計畫，似乎意識到「美學」的重要。

但直至今日在國家慶典，或是在某些城市的節日盛會上，被戲稱為「華國美學」的設計，依然並未退場。這種對美的缺乏感知，不是好看或不好看的差別而已，更意味著主事者治理思維的落後。對於我們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城市，我們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缺乏想像力。

諾貝爾文學獎布羅茨基在受獎演說中說：「人首先是一種美學的生物，其次才是倫理的生物。因此，藝術，特別是文學，並非人類發展的副產品，而是恰恰相反。」

這是一位詩人對自己所行業的自負之言嗎？不是的，美學並非虛無飄渺，而是事物的核心。人會相信「美」的均衡與尺度，而抗拒極權體制所使用的辭彙與視覺，因為它意味著陳腐與脅迫。人也會選擇與「美」趨近，對美產生情感的連結與依附。

「華國美學」之所以成為一個帶有負面意味的辭彙，不僅因為它承載意識形態或是展現黨國體制權力符號，而是即使如此，設計也有好壞之別。徒有政治訴求，但忽略美感，既無法打動人心，也完全失去意義。更糟糕的是，當審美已經成為城市治理或經濟基礎建設一環的時代，缺乏審美，不但會成為笑柄，而且會不斷浪費行銷城市，甚至國家品牌的機會。

這個月舉辦韓國女團blackpink演唱會的高雄是正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市府如何以blackpink官方的粉紅色，在高雄重要地標進行燈光展演，以壯闊華麗的影像，跟blackpink產生連結，在她們全世界的粉絲中行銷高雄。這帶來的效果，不僅是演唱會人潮、粉絲停留在高雄消費等短期經濟效益而已。

將美與人的尺度，放在城市治理的思維中，可以讓城市脫胎換骨，而轉換成各種有形無形的價值。《衛報》在2017年有篇文章〈Lacking Seoul? Why South Korea's thriving capital is having an identity crisis〉，說明「美學」在首爾轉型的重要性。

一如標題的雙關語，文章也表達「首爾」的轉變是否失去靈魂的疑慮。但作者Colin Marshall在引述韓國建築學者Jieheerah Yun的看法後，提出首爾一些受到都市學界讚譽的項目陸續出現，正是「基於這些看似抽象的理念」。像是「清溪川」的復原；札哈·哈蒂德設計的「東大門設計廣場」（DPP）；還有改造高架道路的城市公園「首爾路7017」。

城市的遠見，必須拉長時間審視。以清溪川為例，自朝鮮時代即存在的清溪川，1960年代曾覆蓋為暗渠，1968年更在其上建設高架道路。而在2002年李明博以「復原清溪川」為政見，贏得首爾市長選舉後，在27個月內完成這個工程，耗資3860億韓元。

這個復原計畫不是沒有反對意見。理由之一是：「韓國人引以為傲的首爾市清溪川其實是一條沒有生命的人工排水道」。

原因在於，清溪川本是一條季節性溪流，除了雨季以外便會乾涸。現在的清溪川需要市府每年花費 29 億韓元持續維修。因此，它更像一條昂貴的人工都市水道，而非真正被「復原」的溪流。

雖說如此，清溪川現在卻是首爾地標，到清溪川取景的影視不知凡幾，成為城市行銷的重點之一，每年吸引1200萬遊客。而且也是市民休閒所在，如果你實地到清溪川，可以看到河邊散步，喝啤酒聊天，夏天傍晚把腳放在河水休憩的人們。

清溪川的自然環境也獲得改善。根據首爾研究院2022年的調查，一些野生動物也回來了，這個區域目前棲息著 666 種生物，包括 174 種動物與492 種植物。

重要的是你必須先創造令人動容的標的，一種令人心嚮往之的生活型態，或是文化內容，如此才有行銷的素材，而「美學」就是素材何以具有吸引力的關鍵。

即使在Netflix《世界小吃》首爾篇，介紹廣藏市場一個店家的故事，也會出現店主走過清溪川的影像。創造可行銷的內核，不斷藉由強勢影視將首爾帶到全世界，這是首爾城市行銷的重要手法，而且現在更為積極。

根據Haps Magazine Korea今年5月報導，首爾市政府與CJ ENM展開合作，透過文化內容與週邊商品，把城市品牌「SEOUL MY SOUL」推向全球市場。其中一個亮點是「將首爾城市品牌IP應用於主流媒體」，5月上線的影集《未知的首爾》，就是首爾市政府與 CJ ENM首個合作企畫作品。

城市行銷的重點是城市，而非政治人物。有時弄錯重點，不僅帶來宣傳的災難，而且暴露治理認知的貧乏。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州廳園區計畫擱置也是同樣問題，背後都意味著無法了解藝術和文化能夠為城市帶來的價值，但這已經是落後於時代的思維了。

這個月《富比士》有篇文章〈Why Culture Is The Next Frontier Of Economic Infrastructure〉（為什麼文化是經濟基礎設施的下一個關鍵領域），作者費莉西亞‧傑克森（Felicia Jackson）認為，藝術與文化經常被視為奢侈品，在經濟成長時期可有可無，在預算減縮時首先被削減。但這已經脫離現在的經濟現實。

這篇文章大致可以濃縮成幾個重點。

1.在今日世界中，文化形塑社會對可能性的想像，就像1919年包浩斯重新定義工業設計與現代生活的關係。

2.文化投資的運作方式不同，因為它具有複利效應。一座博物館或一場藝術節或許能帶動當地就業，但隨著時間推移，它也培養公民自豪感，強化社會網絡，並吸引長期投資。這些效應是循環且累積的，逐步型塑人們對自己在經濟中角色的理解。

3.過去我們以GDP乘數、觀光收益、創意產業或體驗經濟等指標，證明文化支出的正當性。但卻忽略更深層的外溢效應：信任、凝聚與創造力，是這些使文化成為經濟生命力的關鍵。

4.現在許多國家已經依照這些洞見採取行動，如此就要有新的估值模型和指標。

也許討論「審美」，會陷於一種迷惑：何謂美？何謂醜？也許這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看法。但不論回到花森安治所指稱「對『美』麻木不仁的人」，或許如首爾「重視『對無形事物的欣賞，例如文化與情感的福祉』」，這裡牽涉的都是「美意識」的有無，而不是個人對美的偏好。

只是，當你對美學有更深層的理解，就能對我們應有怎樣的城市，應有怎樣的社會有更動人的想像。政治不是只有機關算盡，也有無用之用，正是後者，讓城市更具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