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的缺點是「好為人師」。目前持續關注傳播政策、平台問責、中國傳媒、新聞業永續發展與數位轉型、和平新聞學（peace journalism）、氣候新聞學（climate journalism）及人工智慧（AI）等研究主題。
少數族群與原住民族社群往往因長期社會經濟劣勢，面臨更高的環境風險，卻在氣候變遷政策中遭到忽視。全球氣候治理機構如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FCCC）雖然強調減碳目標，但對於少數族群如何適應氣候變遷，相關政策著墨甚少。
在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的環境政策缺乏一致性，導致資源分配不均，使得許多低收入社區與原住民族群無法獲得因應氣候變遷的必要資源，從而陷入嚴峻的生存困境。
少數族群與原住民族在環境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長期缺乏話語權，導致污染治理、基礎建設改善、氣候適應資金等關鍵資源無法有效落實於這些社區。例如，原住民族在聯邦政府的氣候行動計畫中，經常因行政流程繁瑣或文化認知差異，而被排除於決策之外。這使得氣候變遷的影響在不同族群間進一步拉大，形成所謂的「氣候正義鴻溝」（climate justice gap）。例如，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原本承諾提供110億美元用於清理受污染的超級基金（Superfund）場址，但根據環境組織的分析，這些資金只有不到30%真正流向少數族群社區。
2025年川普政府大規模推動環境法規鬆綁，不僅撤銷了對溫室氣體排放的監管，也降低對水污染與工業廢氣排放的限制，導致少數族群社區承受更嚴重的健康威脅。例如，加州的低收入拉丁裔與非裔社區，因鄰近煉油廠與工業區，肺病發生率遠高於州平均值，而新的法規放寬排放標準後，這些社區的健康狀況可能進一步惡化。
同樣地，颶風、熱浪、野火等極端氣候事件愈來愈頻繁發生，但少數族群社區往往缺乏防災基礎設施與應急計畫。例如，2022年肯塔基州洪水重創該州貧困地區，其中包括大量原住民族社區，當地的救援與重建速度遠遠落後於白人社區。
面對這些挑戰，未來的氣候政策應聚焦於提升少數族群的適應能力與決策參與權。一是提供更多針對少數族群的氣候適應資金。建立「環境正義基金」，專門提供給受氣候變遷影響最嚴重的社區，確保資金分配透明且具針對性。
二是以社區需求為導向，而非單純以經濟指標決定資金去向，例如透過地方居民參與機制，確保基礎設施投資符合社區需求。
三是強化對企業污染的監管。重新實施並強化《潔淨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與《潔淨水法案》（Clean Water Act），確保低收入與少數族群社區不再成為企業污染的「犧牲品」。
四是建立更透明的政策制定過程。讓少數族群與原住民族代表正式參與氣候決策，強化公民參與機制，而非由政府單方面決策。
五是強化基礎設施建設與防災措施。政府應為氣候高風險社區提供額外基礎建設資金，減少災害發生時的損害，並且針對少數族群社區建立專門的氣候應變計畫，確保在颶風、熱浪與極端天氣發生時，這些社區獲得即時援助與資源。
若要真正落實環境正義，政府必須承認少數族群面臨的結構不平等處境，並制定具體的補償與適應措施。唯有透過結構性改革，確保政策制定過程更透明、資源分配更公平，才能讓氣候變遷不再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放大器，而是成為促進社會公平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