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養了阮金紅與前夫的女兒，三人一起搬到嘉義，由於阮金紅對影像感興趣，他教她拍攝剪接，二人漸漸成為工作夥伴，也發展出與過去不一樣的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關係，「跟金紅在一起，才有《失婚記》跟《再見可愛陌生人》，那是我們移民到嘉義生活的事，內容跟過去拍新移民紀錄片不一樣，跟金紅工作，她會用母語跟同胞溝通，有些東西更直接、更真誠。」
身處二種空間 獲得平衡
第二次採訪，我與蔡崇隆約在越在嘉文化棧，平房鄰近嘉義民雄交流道，在鄉間小路上有些顯眼，從院子到室內，布置著許多來自越南、色彩繽紛的掛飾、人偶與照片。抵達時，阮金紅正在院子的流理台清洗雞肉，穿著暖黃色的居家服忙進忙出。週末夜晚這裡通常熱鬧，幾個小時後，將聚集來自中南部各地的移工、新移民姐妹及新二代。
他們自己的家則位於越在嘉文化棧走路不到五分鐘處，蔡崇隆下班後通常二邊跑，「我目前有二種空間，一種是比較共產主義的，跟他們在一起；一種是像二水那種（有點獨居的），金紅比較習慣人際互動，到了一個程度我就滿了，就會回到我的空間，做跟學校有關的事、看電影，好像比較平衡，雖然我現在有家庭了，但不像以前家庭和工作要選一個。」
對蔡崇隆來說，他現在的身分不僅是紀錄片導演、大學教授，也是越南女婿，移民工社群的一分子。在此處，有年輕移工稱他和阮金紅「爸爸、媽媽」，像真正的一家人，彼此協助解決煩惱，蔡崇隆偶爾也會拿起攝影機拍攝他們遇到的事件；藉由申請計畫經費，他們也提供移民工法律服務、心理諮詢，「其實也有點在做NGO了，像一個海外之家、假日之家。」
拍片痛苦旅程 盼獲共鳴
「阮國非的海報現在都在我家三樓的神明廳，每次拜拜的時候都會跟他說，希望你可以讓你的片子順利，讓更多人知道你們的故事。基本上我想為他做的事就是—他在現實中像螻蟻一樣死亡，但在我的片子裡面他能夠像人一樣地活過來，享有跟我們一樣的人的尊嚴。雖然他已經死了，但是我希望他的死是有價值的。」
《九槍》這部紀錄片的痛苦旅程，對蔡崇隆來說也還未結束。年初《九槍》將會上院線，但不會走傳統映演路線，而是公益放映，之後每場放映，他還是希望到場跟觀眾對話，「如果票房很高，我一點都不覺得開心，還是覺得：有沒有消費他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觀眾）不太容易忘記這一部片，在心裡留下些什麼，知道有些東西不是編的、不是虛構的，是真的有人在那邊受苦，我把片子做好就夠了，（之後）要行動就是你們的事了。 」
這天晚餐，是由一個曾經在越南當過大廚的廠工負責，香茅雞湯香氣逼人。席間十幾個人，包含《九槍》中為阮國非自白配音的廠工阿尊、為《九槍》唱片尾曲的新二代學靜，還有住在隔壁的看護工、看護工的台灣男友、蔡崇隆的紀錄片友人…大夥兒自在坐在房間地板上吃飯，夾雜國語、台語和越南文，沒人能百分之百聽懂所有對話，但在這個空間裡，族群和語言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