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中國重提「公私合營」是為戰時體制做鋪墊

何清漣／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

6月19日，新華社高調發表了題為《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的長文（「偉大征程」系列開篇），高調回顧並肯定了1950年代的「三大改造」和公私合營歷史。這一系列文章有如巨石投潭，激起巨大波瀾，迅速引發了民間、民營企業以及海外資本市場的強烈焦慮，大多數評論均看到一點，這是為國企、央企做大做強、新一輪國進民退的政府號召，但均沒看到中國當下的「公私合營」是2015年「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的延續與升級，及其與當前深度推進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戰略後方建設（即新「三線建設」）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俄烏戰爭後，中國一直準備建立戰時體制

從2015年開始，強化國有資本的作用是中國經濟與國防戰略調整的核心脈絡。早在2015年《國企改革方案》（全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出臺之後就開始推進，只不過稱謂叫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內容兩點，一是私企可以拿錢購買國企股份成為股東，但股權配置比例是以國有資本為大頭，私企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決策權與話事權。效益好有發展前景的私企，國家資本可以入股。當時的評論如同今天一樣混亂，我為此寫了一篇《〈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現在，中國大型企業當中，除了國企之外，有不少混合所有制型，例如中國聯通、中國巨石、綠地集團、萬科集團和中信股份等。

那麼此時重提公私合營，北京意圖何在？這必須結合俄烏戰爭以來國際地緣政治巨變，以及中國近幾年往大西南地區（川渝、雲貴等）平移的企業或投資的產業類別來分析。

俄烏戰爭與美以對伊朗戰爭，儘管都被表述為民主VS專制，但實為新地緣政治的開局之戰。美國地緣政治理論的設計者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早就將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列為美國兩大兩小敵人，兩場戰爭與美國對華關稅戰後，中國方面的危機意識非常強烈，開始將這些戰略型產業往大西南平移，進行深度佈局。

移往大西南的企業主要聚焦于新能源鋰電、高能耗重工業、電子資訊與高新技術三大核心板塊。2019年中美貿易戰後，中國政府被迫放棄《中國製造2025》，但很快成立了 「國家製造業轉型升級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對新材料、新一代資訊技術和電力裝備這三個領域、曾被《中國製造2025》計畫列為重點的10個尖端行業進行投資。十年過去，根據國際權威研究機構與官方資料的綜合估計，中國政府對這10個尖端行業的累計投資與財政支援規模已超過3000億至500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高達2萬億至3.5萬億元。如果算上國家級「政府引導基金」、地方政府配套資金、稅收減免以及後續的「新基建」和「未來產業」追加投入，其整體帶動的社會總投資則超過了10萬億至14萬億元人民幣（約1.4萬億至2萬億美元）

當時的投資是全面開花，廣種薄收，全國哪個地方有條件有能人就上項目。但現在不同了，新地緣政治格局讓北京決定重新進行工業佈局。由於大西南地區（尤其是四川、貴州）擁有豐富的鋰礦資源與水電動能，在國家推動的產業轉移戰略驅動下，這裡已成為中國新能源產業鏈的「國家備份」，形成地方產業鏈集群效應，如成渝「世界柔穀」、「鋰電之都」、雲南的中國綠色鋁穀等，新能源與動力電池領域的寧德時代 、比亞迪 (BYD)、中創新航、蜂巢能源、億緯鋰能、容百科技；高能耗重工業與綠色鋁業領域的魏橋創業集團、神火股份、其亞集團； 電子資訊、新型顯示與高新技術領域的京東方 (BOE)、盛泰光電、立訊精密幾乎全將部分產能遷往這些區域。

從所有制來看，這些企業有國企混改的，也有私人資本。不同類型的企業，其生產目的完全不同，國企服務于國家安全的目是份內之事，但私企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追求目的。面對嚴峻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北京正在全方位打造「安全優先於效率」的經濟格局。在這種邏輯下，不聽指揮、追求純粹市場利益的私營資本被視為不確定因素，政府需要通過「公私合營」（混改）的形式，將涉及晶片、新能源、人工智慧、物流、糧食等關鍵供應鏈的私營企業深度嵌入到國家計畫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軌道中，以便在極端情況下（如制裁、衝突）由國家統一調度。

加強版「混改」（公私合營）的政治、資本兩大基礎已經形成

自2015年以來，中國政府經過十年的國家投資與混合所有制改造，目前的「公私合營」的政治、資本兩大基礎已經形成。為什麼現在不叫「混改」而要提出「公私合營」？那是因為2015年的混改更多是經濟層面的「弱合營」，民企仍有較大的自主權；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中國政府意識到危機迫近，開始悄悄進行戰爭準備（國際間的貿易戰、關稅戰等商戰都是一種戰爭形式），單純的經濟效率追求讓位于國家安全，中國政府不再單純滿足於「參股」，而是通過建立黨支部、派駐管理層、甚至直接通過產業基金控制核心供應鏈，這種強制力和控制深度的提升，企業界早就認為混改已經演變成了「21世紀的公私合營」。

當前中國正處於中央國企重組整合加速的週期中，但這些戰略產業，有混合所有制企業（國資背景/混改），私營企業（民企），外資（台資）。因為純民企主要考慮的是成本和利潤，加之整體搬遷的成本與風險極高，不願去中西部。為了進一步動員企業向大西南平移，政府不得不政治動員與控制。國資入股私企並佔據主導權後，企業的最高決策權便移交給了國家，國家可以下一紙命令，要求企業為了「國家安全」整體西遷。

以上，就是新華社「偉大征程」系列重提公私合營這段歷史的現實背景。

公私合營2.0的將比1950「社會主義改造」柔性

針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國家如果實施深化混改或提高國家控制力，會有截然不同的路徑。部分企業可以通過債轉股的形式，比如對於傳統重工業陣營（魏橋創業集團、神火股份、其亞集團）這類重資產行業，最大的債權方是以國有銀行、政策性銀行、地方國資為主的「國家隊」，資金成本極低，債轉股不僅有可能，而且是中國政府曾頻繁使用的「標準套路」。但要對寧德時代、比亞迪、京東方等進行現代意義上的「公私合營」，讓國家資本進一步控股或深度參與，「債轉股」不會是主流手段，因為這些企業的債權人主要是心甘情願被壓款的供應鏈夥伴，例如比亞迪和寧德時代最大的債權人是供應鏈上的供應商（應付帳款）和下游客戶（合同負債）。國有銀行由於在它們的總負債中占比極低，根本沒有足夠的「貸款額度」去轉換成千億、萬億市值的股權。如果政府要把「上游材料商被拖欠的貨款」直接強制轉為國有股，會徹底破壞整條產業鏈的商業信用和民營供應商的生存基礎，等於殺雞取蛋。

參考2020年代以來的經驗，中國推進「公私合營」或加強對民營硬科技巨頭的控制，已經不再依賴傳統生硬的「沒收」或「強制債轉股」，而是採用更精妙的金融和治理工具：工具類型運作機制。大概有以下三類典型案例：

1、特殊管理股（又稱「黃金股」制度），國資僅持股 1%，不參與日常分紅，但掌控涉及國家安全、資料合規、重大戰略投資的決定權，擁有一票否決權。採用或引入特殊管理股（「黃金股」）制度的中國企業，主要集中在互聯網內容平臺、新聞媒體、社交網路以及大資料大模型科技大廠，阿裡巴巴集團、位元組跳動、騰訊控股等均屬這類。

2、產業引導基金（前置孵化）制。在企業弱小時，通過地方政府引導基金、國資創投直接投資，企業做大後國資自然成為重要股東。在目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如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術企業）中，獲得各級政府產業引導基金投資或孵化支持的企業占比已經達到 60% 至 80% 以上。蜂巢能源、中創新航等企業在創業初期，常州國資、廈門國資等地方資本就是它們極重要的原始股東。

3、供應鏈與黨建嵌入的控制方式。指企業通過黨組織的「政治嵌入」與「組織嵌入」，打破傳統的產權與組織邊界，對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包括國有、民營及非公企業）實施政治協同、履約保障、風險防範和資源整合的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具體操作方式是通過國家隊大客戶（如國網、三峽、各大央企車企）結成戰略聯盟，並向民企派駐党建指導員或參與重大董事會決策。寧德時代、比亞迪等企業在重大戰略上早已高度協同國家戰略（如新能源汽車出海、儲能國家隊建設）。

也就是說，中國高科技、新能源類企業如果需要深化「公私合營」，只需要採用定增引入國家隊資金（如國調基金、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或者地方國資在二級市場大舉受讓大股東股權即可，根本不需要採用血腥的「社會主義改造模式」。

綜上所述，我的結論是：新的地緣政治背景下，中國正在進行加強版混改（公私合營2.0），為戰時體制作準備；但因為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完全不同於1949年以前，1950年代的公私合營不會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