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照片裡的張秋芳只有21歲，剛上台北當理髮師傅，拍攝地點是士林劍潭：「要進台北城還要搭船渡河，士林以前算鄉下，還會淹水，比較少師傅要來這裡做。」50年代是張秋芳的黃金歲月，她先後在新竹、台北的衡陽街、中山北路、士林的理髮店工作，「以前下班客人會揪去跳舞，沒去舞廳的話，會在室內裡跳，地上會撒沙子才不會滑。」
那個年代，女人能在城市裡獨立生活是一件不易的事：「我一個月大概有1千多元的收入。」彼時還有美軍駐台，美軍來理髮，語言不通，「最後收錢，我就用手比五，是新台幣5元，結果他們直接給美金。」
然而，世間所有的快樂都伴隨著暗影，理髮這個技能讓她經濟自主、有機會體驗花花世界，同時這個行業卻要承受當時社會的異樣眼光。「在店裡，別人不會瞧不起妳，可是出了店就不一樣了。」現年76歲的張秋芳國小畢業就去當理髮學徒，要不是家境窮困，她是不願做這一行的：「以前學做衫、學做女人頭髮，學徒還要交20元，只有學剃男人頭不用交錢，師傅還會另外付你薪水。」在男女授授不親的年代，女人天天觸碰男人的身體，都視為傷風敗俗，即便摸的只是頭髮。
「我出師來台北工作，親戚朋友都在看好戲，說我3個月後就會懷孕回來了。」為了逃避親友的閒言閒語，張秋芳每逢年節、連八七大水災也不回家：「阿母常說我不孝，我則怨她要我去學剃頭。」她每年只挑故鄉無節慶的平日才回家一次。別人看不起她，但自己不能看不起自己：「別人愈這樣說，我就愈想做給他們看，證明我不是這樣。」
出生嘉義溪口鄉的她，家中只靠父親幫人送餅、母親打零工養活3女4男，身為長姊的張秋芳小學畢業，被送去當剃頭學徒，彼時鄉下沒有自來水，她每天得到溪邊挑14擔的水，挑到雙肩都瘀青。
這還不是最難熬的，工作時幫人洗頭，遠遠見到店外有同學經過：「我愛面子，看到認識的人，臉一下子全紅了…有時候想家，就躲到廁所哭。」鄉下來的孩子，皮膚黑，門面不討喜：「師傅叫我拿洗鍋子的棕刷去把皮膚刷白一點，我也傻，天天洗澡一直刷。」她猜想自己必不是母親生的，才要如此受苦，性子剛烈想尋死：「我就自己去撞牆，但死不了。」
死不了就好好為自己活著。張秋芳覺得自己工作辛苦，賺來的錢大多留作自用。不過，當她知道妹妹也要來店裡當學徒：「怎麼一家3個姊妹都做這個，很丟臉，會被人笑，我跟我媽說，妹妹要來學可以，但不能叫我姊姊。」妹妹當學徒的日子，她就當彼此是不相關的陌生人。
直到17歲那年，她因檢查不出原因的腹痛，母親到北部帶她回嘉義，搭8小時的火車回家，張秋芳痛了又醒，醒了又睡，她見母親一臉憂愁，替數日未進食的女兒四處張羅易消化的食物：「那時候很感慨，阿母不是不愛我，是家裡窮，不得已，她也很心疼我，那時候開始，我才比較想得開，比較常寄錢回家。」
二十多歲和圓山飯店的領班結婚，婚後生了2男2女，張秋芳成了全職家庭主婦，休息了11年，會懷念剃頭的日子嗎？「怎麼可能會。」說是不懷念，但小孩上了小學，日子閒，能做什麼？還是回頭做理髮吧。1983年，她和2個妹妹在士林開了家庭理髮店，店名就叫「三姐妹」，一開就是35年。
開店遇上髮禁開放的年代，加上張秋芳一直有「時代不同」的危機感，她去日本探望留學的女兒，不忘到書店裡翻「髮型書」，在路上看到路人好看的髮型，還會拍照建檔，回家研究。
年輕時學理髮是生活所逼，年紀大了做理髮是認命，一輩子只會這件事，不如好好花心力做到最好。來剪髮的學生要求剪什麼髮型，張秋芳都努力配合：「最早是那種孫興頭，後來是貝克漢頭…現在是兩邊推高，有層次，上面留很長…。」一屋子超過60歲的理髮阿姨，服務的客人卻全是年輕人。
即便家境好轉，張秋芳還是熱烈投入她的理髮小事業，不設營業時間，早上6點運動阿伯來理髮，她也開，晚上12點圓山飯店服務生下班來，她也開，打烊都已經半夜2點。身體累出毛病，手臂肌鍵斷裂，因久站膝蓋嚴重磨損，需開刀重建。最終，51歲患乳癌，割去淋巴，右手無法抬高，她從站了大半輩子的理髮椅前退下來了。理髮阿姨老了，理髮廳的打烊的時間愈來愈早，原本全年無休，現改為週休一日。
打擊接著來，64歲時，小兒子被診斷是血癌：「拖了4年1個月又1天。」她清楚記得的不只是時間，「他過世前3天，放尿全是血。」她說人與人之間各有機緣，時間到了就要放手。她揉了揉眼睛，眼眶泛紅：「就像一個有破洞的風箏，我們在這頭拉 ，他那頭要飛又飛不起來，二邊接扯都痛苦，我們把線剪斷，他有他要去的地方，我們要祝福，緣份到了就要放開。」
現在張秋芳雖已不替人理髮，但她仍不放心半輩子打拚出來的小店，每隔幾天就到店裡招呼客人，唯一動刀的機會是跟慈濟出門義剪。大半輩子痛恨的技能，現在卻是她回饋社會的工具了，而那個曾經想把自已一頭撞死的小女孩，此刻對人生也無怨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