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計程車司機大雄（化名）開車很穩，每天下午至凌晨三點穿梭香港島，輕車熟路。遇見鬼佬（洋人）他say hi，遇見普通話人士講你好，貌似黑社會的紋身大漢上車，他不驚不慌。
告別大平台 流散各業
「以前跑新聞見多了，什麼沒有見過啊，忍得（可以忍）！」他身型魁梧，語氣豪邁。1995年加入剛創刊的香港《蘋果日報》，做攝影記者，一做就是26年。廣東烏坎村抗議，天津港爆炸，香港南丫海難，他都第一時間衝現場，平日頻繁拍攝香港本地的大小事故。
今年6月24日，《蘋果日報》遭港府一連串檢控高層、凍結資金後，宣布停刊。大雄休息了整整3個月，渾身不習慣，也不想再碰相機，努力準備、考上計程車牌照，在53歲之年，轉身跳入另一行當。
港蘋、《壹週刊》乃至整個壹傳媒集團的轟然結業，重創香港新聞自由，也讓近一千人一夜之間被剝奪專業和飯碗。光是《蘋果日報》，原本編採部5、600人，負責印刷和發行的一百多人，還有大量負責營運行銷和行政的同事，這個人力規模，是現在許多香港新媒體的數十甚至上百倍。告別媒體大平台時代，眾人各尋出路。
有人移民，也有人轉行，公關、營運行銷、司機、房地產經紀…流散各行各業。原本跑娛樂、飲食和財經領域的，嘗試各自組隊，以Facebook、Instagram或YouTube為平台做新媒體，馬經團隊（馬經為《蘋果》重要板塊，報導賽馬動態）也再次出版，但在眼前高壓政治氣氛下，紛紛避談與港蘋的關係，亦婉拒所有採訪。不過，最困難的是原本專職時政的港聞記者、採訪主任，在《國安法》統領、紅線處處的香港，如何覓得硬新聞的一席之地？如何在現實中養活理想？留待每個人在灰暗中繼續摸索。
轉獨立記者 重新開始
《蘋果》停刊翌日，梁嘉麗就在Facebook上開設專頁，決定自己採訪、寫作、發布。換言之，做一名獨立記者。
她今年39歲，一身黝黑皮膚，愛戶外運動，也愛記錄人物故事。從20多歲開始，一直在不同雜誌做記者，3年多前加入《蘋果》專題組，已習慣了有編輯、有平台、有固定薪水的日子。報紙一夜關停，她覺得還要寫下去。
起初既焦慮又困難。沒有機構背書，公信力從何而來？適逢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二週年，她各方聯繫親歷者，有受訪者已讀不回。她猜測當時自己臉書專頁文章不多，市民一定會想：這是真記者還假記者？她一邊等待，一邊在臉書專頁繼續發布報導。
「二星期後受訪者再找我，說：『我信你是真人。』」她不斷努力，最終找到二名從未接受其他媒體採訪的721親歷者，完成721的二週年系列報導。
做獨立記者，一個人得有二雙手，她坦承很難從事政策研究、調查報導的硬新聞，也不像從前，一下子發布跨版、圖文並茂的大專題。她專長人物特寫，就開始採訪一個個背負政治案件的普通人。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後，港府至今拘捕超過一萬人，檢控2608人，許多市民從此陷入拖沓而繁複的司法程序。案件數量龐大，媒體不夠人手報導，而原本擁有20多人的《蘋果》法庭組，如今不復存在。
「以前無論怎樣的case，都有1、2個《蘋果》記者，現在真的沒有，有些案件審完也完全沒有人報導。」經常去法庭旁聽的梁嘉麗說，她認為獨立記者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補位」，把其他媒體遺漏的、沒有人力報導的故事，記錄下來。
獨自打拚數月，現在她漸漸掌握了工作節奏—一個星期做1到2個採訪，一個月至少出2至3篇報導。她的臉書專頁有2.6萬人追蹤，每篇報導都有數十至上百條讀者回應。不過，資源和收入也常讓人憂心。
無固定月薪 營生困難
「做社畜已經16、7年，習慣了每個月固定有糧出（糧：粵語薪酬），突然戶口（戶頭）沒有收入…」她笑著說，起初真的會焦慮得在心裡尖叫。不過她很快調整消費模式，不再能「見到衣服漂亮就買」，外出吃飯挑便宜的，社交聚會也要減少。
Facebook是讓記者又愛又恨的平台，它讓你接觸讀者，但不會直接帶給你任何收入。不久前，梁嘉麗開設了Patreon帳戶，開始讓人們付費訂閱。她表示，目前有二百多位讀者訂閱，每月收入約是原來《蘋果》全職收入的三分之一。
為了養活自己，她也接一些其他媒體和企業的兼職工作。她也愛鑽研紫微斗數，偶爾幫人算命占卜，「賺個零用錢。」
記者陳珏明也在《蘋果》停刊後，很快開設了Facebook個人專頁。他採訪辭職區議員如何活下去，報導政治案件的審訊現場，不時總結一些新聞熱點。同時，他也幫《立場新聞》做時事評說節目《繼續報導》，為外國媒體撰寫香港時事欄目。
他直言，目前還沒找到做獨立記者的生存模式。「嚴格來說，我覺得自己算不上獨立記者或freelance（自由接案）記者，因為現在以我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維持我的生活的—更好聽地說，目前記者只是我的一個興趣。」陳珏明說。
做獨立記者，不是直接從讀者訂閱獲得收入，就是和媒體合作，以特約記者的身分獲得稿費，業界普遍稿費不高，而香港生活水平高昂。從前在《蘋果》，陳珏明屬於人物及專題組，「深度報導，稿費和付出是不成正比、脫鉤的，正如在《蘋果》fulltime（做全職記者），一個月做一到二個深度專題，但如果parttime（兼職、特約記者） 一個月做一到二個專題，是食屎的。」
一年前，陳珏明的兒子剛出生。他謀劃著，到今年底再去找媒體的全職工作。不過在目前的媒體格局中，可供選擇的崗位不多，無論是去傳統報紙還是網路媒體，都意味著要減薪。而更讓他憂慮的是：過去多年來香港媒體堅守的「第四權」、以批判性思維監督公權力的新聞理念，到底還能走多遠？
在香港，昔日《蘋果》以天不怕地不怕的膽量和相對良好的員工薪酬行走江湖。
一名從業多年的資深公關告訴本刊，公關界以前都怕收到《蘋果》記者發來針對他們客戶的查詢email，那意味著「噩夢來了」，而且「《蘋果》最不怕的就是律師信，別的報館都怕律師信。」這名公關表示：「如果你搞得定《蘋果》，你在公關界就贏了，起碼贏了一半，因為（《蘋果》）是全世界最麻煩的那一個，也是最多人看的那一個。」
昔日搶突發 衝鋒陷陣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新聞學院教授李立峯表示，作為最開宗明義支持民主自由的主流報章，《蘋果日報》曾是香港言論自由的一個指標，在一些敏感議題上，它曾經開闊了整個香港媒體的自由空間。
李立峯回憶，十多年前進行學術研究時，有其他媒體高層和他分享：「《蘋果》的存在，其實是讓他們（其他媒體）的空間更多了。」「第一是政治壓力小了—反正《蘋果》出了，你只是跟著出，就算問責都還不到你；第二是社會壓力大了，《蘋果》做喔，全世界都知道，已經在public domain（公眾領域）了，你不可以說它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