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後公開──台灣應如何反擊中共的外交霸凌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總統賴清德於5月2日出訪史瓦帝尼的新聞又再一次引發國內外媒體的報導，以及網路上的輿論交鋒。無論如何，這一次的邦交國出訪不再只是為了鞏固邦誼，更是展現我國生存戰略意涵的外交行動，反映出小國在強權競爭下的求生邏輯與抗壓韌性。

首先，從國際政治的基本原則出發，主權程度的強弱與外交空間的大小並不是每一個國家均相等，它們不是教科書上的學理概念，而是國家在爾虞我詐的無政府狀態下自我主張及實踐的結果。任何國家都可以在口頭上強調，走向世界或與國際接軌，是不可剝奪之權利；然而，在外交實務工作上，一個國家需不需要為了達成某項目標，而讓渡自己的主權，或節制自己的行為，幾乎全然繫之於「權力政治」的現實。

對台灣而言，若不積極經營和友邦的關係，嘗試拓展各種國際活動空間，其能見度與重要性就會被北京當局持續壓縮。毋寧，中共越是無法正常地看待台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台灣越是得勤奮地證明自己的存在。中共對台灣的打壓越兇狠，台灣對中共的抵抗就越頑強，這完全就是一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體現。

其次，北京當局長期壓縮台灣外交空間的行徑，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並不等於北京的做法是正確的。北京之所以能夠將「一中原則」不斷向外投射，甚至是將之建構為一種被多數國家普遍接受之常態（usage），完全是因為北京轄下的中國大陸地區擁有許多物質性經濟資源，而不是因為中共的理念或價值被國際社會認可或接納。因此，台灣與北京之間的安全困境在真實世界裡是「二元併存」的圖像；一面是對北京中共政權的虛與委蛇，一面是對劣勢民主台灣的若即若離。

詳言之，「一中原則」之下，台灣在國際公法上的外交空間受到侷限，但在「國家利益」面前，與台灣建立實質互動，符合許多國家的實際需求。正是因為如此，無論中共施壓的力道有多猛，台灣的國際空間不會完全消失，甚至有時中共壓迫地越兇，國際社會更加看清共產黨面目猙獰的嘴臉。

第三，台灣的外交不因身處劣勢而全然與現實主義絕緣，亦不因屬於小國而必然只能是自由主義。劣勢不等同弱勢，小國也未必是弱國。事實上，台灣是在相對比較的基準上無法僅憑一己之力去制衡北京的打壓，因此必須透過網絡化的合作關係來提高自身的安全邊際。藉由與「需求」相近國家的連結，台灣外交追求的第一優先不是象徵性質的國際地位，而是固化與不同合作夥伴之實質互動。這是一種「嵌入式生存策略」（embedded survival strategy），其目標從來都不是要減損北京的利益，而是以守勢之姿確保台灣不要被邊緣化。

第四，鑑於北京當局之前的阻撓，賴總統的出訪改採「抵達後公開」（arrive then announce）模式，以低調又保密之行程作為突破中共限制之道。這個模式會不會成為日後我國元首出訪的常態，值得關注。倘若果真如此，代表台灣的外交空間受到北京當局更為全面之壓制；也就是說，中共越來越容不下台灣。此處的「容不下」更精確地說是不允許追求台灣主體性的政府或領導人在國際間露出與發聲，但如果是接受「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的政府或領導人，北京或許可能會例外放行。

於是乎，台灣將變成只有在屈從北京的前提下，才有所謂的「自己」；諷刺的是，當台灣元首連公開出訪友邦的行程都需要在「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下才能為之，台灣就不必多此一舉去和它國建立法律上的邦交關係了，而所謂的友邦其實也同樣沒有必要和台灣的政府交涉了，而是應該跟北京當局接洽。此正是中共一直想在兩岸關係中實現之戰略目標。

附帶一提的是，如果多數國家也默許北京持續壓縮台灣的外交空間，那麼其後果不僅是對台灣有害，也將對國際整體秩序產生「負面的」外溢效果，因為這不啻間接承認「強權可以恣意而為」，而這正是當前國際體系如此不穩定的根源之一。當北京對台灣的外交霸凌常態化，而國際社會傾向默不吭聲，可以預見其它小國也極可能會面臨類似情況。假以時日，制度對於國際秩序的維繫喪失作用，權力成為國際關係唯一的真理。

總的來說，賴總統代表我國出訪友邦，既是合乎國際公法上的外交行為，也是現實主義生存戰略的必要之舉。小國如台灣，若不如履薄冰，積極進取，就會被強權消音和邊緣化。北京當局長期限制台灣外交空間的行止，雖符合利益導向的邏輯，但缺乏規範層面之正當性（legitimacy），故而儘管沒有國家出面指責北京的作為，但也沒有國家會公然給予此種行徑肯定。

對台灣而言，國人必須瞭解，總統5月2日的成功出訪並沒有在戰略結構上改變兩岸長期以來的物質力量差距。同時，在現實多於理想，暴力多於和平的國際關係中，小國從來沒有太多選擇的空間。職是之故，我們必須勇於面對，邦交國史瓦帝尼之所以和台灣維持關係，甚至提供其元首專機給賴總統，絕對不是因為和台灣形同家人，而是因為台灣提供史國許多實質援助（例如：醫療、能源、戰備儲油設施等）。一旦北京當局發動物質誘因的外交攻勢，並且在物質利益上明顯超過台灣所能提供的程度，所謂的「形同家人」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形同陌路」。

這並非在暗諷史國現實或看衰台灣與該國的邦誼發展；事實上，任何其它台灣的邦交國，甚至任兩國之間的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看重的皆是對方能提供哪些技術、多少資金或有助於己實現利益的條件。如果會晤習近平不會為鄭麗文主席創造政治聲量，無法拿到一些可以讓國民黨帶回台灣的業績，所謂的「和平之旅」豈會成行？外交的本質就是「交易」，差別僅在手段的高明或低下，以及吃相的優雅或魯莽。

爰此，台灣應該將和史國的外交互動升級為美中兩強在非洲大陸進行實力較勁的一個延伸性戰役。而我們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在非洲地區的戰略前沿「代理人」。台灣雖然是小國，但並非只能坐以待斃；除了強調自己是國際和平與秩序的捍衛者，也要凸顯或經營自身是不可或缺之戰略資產。

詳言之，台灣的安全直接關係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如果台灣淪陷於北京之手，美國將失去在第一島鏈防禦和壓制中共軍力投射的優勢。倘若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因兩岸爆發軍事衝突而受創，全球電子產業的營收將減少千億美元以上，還不包括衍生性的負面影響。

台灣不妨考慮將在史國的「產業創新園區」計畫與美國的「繁榮非洲」（Prosper Africa）倡議接軌。藉由引入美國的利益，讓北京在施壓我國或史國時，必須顧慮到可能與美國的衝突，而有所收斂。此外，基於風險預防的考量，我們不能排除史國未來可能在北京大量的經濟利誘下背棄邦誼。因此，目前外交上的投資（如儲油槽或創新園區）應設計「可逆性」或加裝「軟體控制」，保留核心技術或營運軟體的控制權，避免對方在全然取得硬體設施後，做出純粹有利於其國家利益的選擇。小國外交是維繫自身安全的死生之道，唯有將自己與對方的生存利益緊扣，彼此成為可長可久的夥伴才值得被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