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未來也會關乎到台灣未來的命運。
趙思樂（以下稱「趙」）：我的主要任務是打書，跟台灣讀者介紹我的書，也跟大家溝通中國目前運動、政治的現況，包括年輕人的情況、社會中普通人的情況，所以我遇到不少來參加活動的台灣朋友們都滿熱情地問我問題，大家的社會雖然不太一樣，但台灣的朋友對中國還是滿好奇的，不管感情色彩或立場怎麼樣，大家都想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滿多人都覺得中國人的未來也會關乎到台灣未來的命運。
《她們的征途》這本書的主要濃縮期是在2003-2017年間，五組女主角分別代表中國民間運動主要的五條路徑，包括異議知識份子的路徑、法治維權的路徑、NGO公民社會的路徑、互聯網運動的路徑，以及草根行動者的命運，代表人物分別是知識份子艾曉明教授；法治先鋒用2015年7月份發生的大抓捕事件，被捕律師妻子們眼光所看到的法治維權路徑；NGO的路線是寇延丁，她是在太陽花運動跟雨傘運動之後，因為這兩個運動在中國國內產生的蝴蝶效應而短暫被捕，所以某程度上她的命運也反映著公民社會裡，中港台之間某種隱喻的連結；互聯網的路徑是一名叫做王荔蕻的大姐，她其實是在50多、60歲的時候才觸碰到互聯網，因而投入轟轟烈烈的運動當中，也成功組織了1989年後最具組織性的中國街頭運動；再來是性工作者出生的葉海燕小姐，她為了性工作者的權利，作為一個草根出生的女性，走過了所有菁英們創造的中國民間運動的路徑，包括她成長為野生的知識份子，成為NGO界的大佬，最厲害的就是成為網紅，從一個底層出生的女性，後來變成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女性意見領袖之一，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可能很難想像在中國的環境下，要去做採訪、發表自己的報導，哪怕只是想讀一本書，或能夠聽到一些信息，都是非常艱難的事。
鏡：那我們來談談你當記者的機緣吧，許多採訪你的標題，都寫說你是「被台灣和香港教壞」，因為你出生在廣州，在那裏可以看到24小時港台的節目，看得到台灣名嘴，也對政治或新聞自由的想像是有一定超然的。但是長大後真的開始以記者身分自居，是什麼時候呢？
趙：大概是從我2011年到台灣作交換學生開始，當時我在高雄一所大學交換，那年剛好是馬英九對戰蔡英文的總統大選，這是個讓我可以真正看到電視裡的台灣選舉是怎麼樣的、非常好的機會。我在高雄跟台北之間不斷穿梭、去了非常多選舉場，我還記得當時蔡英文的競選路線，是台一線從南到北，第一站在墾丁，那次我也搭了好幾個小時客運到鵝鑾鼻聽蔡英文的政見發表。那時候的經歷對我影響滿多的：脫離原有的社會環境，到一個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社會，用這種方式學習做新聞，所以我寫了滿多政治觀察和報導，在台灣的《新新聞》和香港《陽光時務週刊》刊出。做為一個中國的交換學生，就可以在台灣時把自己的報導寫到正式媒體上，其實給我一種非常大的鼓勵，讓我覺得說如果想做一件事情，去努力、嘗試，抓住各種各樣的機會，其實是可以成的。所以我回到中國後，也想像這樣去做些運動的新聞，才發覺原來會有很多阻礙、原來會遇到很複雜的情況，但其實那個初始的信心，和之前有成功作出想要的東西，這種感受會一直鼓勵著我：可不可以再努力一下、再堅持一下？
這幾個月我試著把一些《她們的征途》的書訊分享給中國那邊的人，但是微信和微博上都沒辦法寫這個書的名字，我有時就直接不寫書名，將書封照片顛倒過來，但還是很快會被刪掉。有些淘寶的店鋪會願意幫讀者代購這本書到中國，但據我所知這家淘寶店已經至少被刪了三次購物的連結。可是我還是能感受到國內讀者的熱情，他們會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專程飛到香港去找很多家書店，所以這本書在香港也是一次次的斷貨，現在可能已經斷貨到第三或第四次。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可能很難想像在中國的環境下，要去做採訪、發表自己的報導，哪怕只是想要去讀一本書，或是能夠聽到、看到一些信息，都是非常艱難的事。
後八九一代的人，由於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中國已經是一個相對穩定強大、不斷崛起的國家，他們不太意識到要去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
趙：「後八九一代」指的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才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中國的信息封鎖非常嚴重，所以出生在80或90年代之後的年輕人，幾乎很少有機會可以知道89事件。也沒經歷過連中國共產黨都非常徬徨的80年代，當時並不知道是要走市場經濟的開放路線，還是繼續維持計畫經濟和封閉的國家？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抗爭者，我覺得他們其實有一種信心是：只要我們夠努力，或只要付出很大的犧牲，我們是可以轉變這個國家的未來和政治體制的。但後八九一代的人，由於在他們成長過程中，中國已經是個相對穩定和強大、不斷崛起的國家，他們不太意識到要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更加考慮的其實是社會的問題：像是性別問題、反歧視問題，疾病戶籍等民生問題，所以低政治性是其中一個特徵，另一個特徵就是低對抗性。我們前一輩的運動者因為見證過天安門廣場的坦克開過長安街，真的是鮮血灑在長安街上，所以他們的對抗性是很強的，像我知道的一些前輩運動者，他們是坐牢就坐牢，哪怕是被判20年，坐了10幾年出來，又繼續回去做運動，又被判將近10年，他們準備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像劉曉波先生就死在獄中。但後八九一代的青年運動者，由於一開始只想改變一些具體的問題，很少想著自己要為這件事情坐好多年牢，或是一生的幸福和一生的安定都投入運動中，所以他們很多人是從NGO出生。
但是呢，後八九一代的低政治性和低對抗性情況，某程度上在這一兩年的高壓中發生一種轉變。因為他們本來只想做做性別運動、LGBT的運動卻遭到打壓，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可能會做更溫和的事，或乾脆退出運動的場域；但是留下來的人會更了解政治現實，準備好願意去坐牢。但現在的情況非常艱難是說，大家幾乎就是動不了，中共的政策這幾年也比較明朗，他就是要全面壓制社會運動的可能性，現在中國民間運動的空間可能已經...算是退回了90年代的情況，倒退了差不多10年的路程，所以其實是滿悲觀的。
曾經的運動、曾經活躍的人，現在不被寫出來的話，他們就有可能永遠被遺忘。
鏡：這本書裡的五位女主角，原本只是芸芸眾生中平凡的人，甚至有點保守，卻都因際遇而成為抗爭第一線的女性。而2014年你面對前夫柳建樹被當局抓走，成為抗爭者時，是否也經歷了相同路徑？
趙：我覺得大家的命運都是被時代和際遇推著走的，很多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去觸碰政治，或想要在前線抗爭，卻發現這個政治現實，會把我們一步步拖到那個地方。而我跟這五位女主角的相識過程，也並不是採訪時才認識她們，而是在更早之前就與她們有命運的交錯。像艾曉明教授，她是中國第一本比較系統性女性主義理論的教材翻譯者、編者，我當時在台灣交換，完成大學學業後，先放下了記者的工作到一個女權NGO工作，艾曉明的著作就成了我的入門書籍，以及在女權NGO期間會覺得艾曉明持續的發聲和行動，會一直給我們鼓舞和啟發。或者我的前夫（柳建樹）其實是跟NGO路線的代表寇延丁女士，因為太陽花和佔中運動同一波被逮捕的。他被抓某種程度上是毀滅了我當時的人生，還在女權NGO工作的我，
跟大多數我說的後八九一代NGO工作者一樣，並不想去涉及最敏感的政治問題，甚至我還去逃避，面對一些太可怕的事情也不想去聽、去看，自己最明確的人生目標大概也只是希望有一天能擁有自己的女權NGO，一輩子在性別領域裡工作，但卻遇上前夫被抓，讓我不得不停下手邊的工作，還要面對我自己被敏感化，家庭也破碎。前夫之所以會變成前夫，很關鍵的就是他被抓之後，激化了我跟他的家庭，包括跟他的矛盾。因為他的父母是公務員，不能接受我高調的動用國際媒體或外交官，去救援我的丈夫。他出來以後反而我跟他家庭的矛盾，已經很難再去修補，或許也是我們做不同人生選擇的時刻。
即使知道寫出這本書會面對一些代價，我仍覺得這件事是值得我去做的，因為面臨打壓這麼嚴重的情況下，這些曾經的運動、曾經活躍的人，現在不被寫出來的話，他們就有可能永遠被遺忘，至少是被主流的世界遺忘，你多年以後要再尋訪這個紀錄，反而會變得更加不易，因為這個打壓和信息封鎖都會持續很久。所以我覺得選擇在這個運動被打壓地最深、或是剛剛被打壓到一個低點的時候，去總結過去十幾年的運動，把他留在自由世界的出版物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