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寫這個人的故事，並不是要八卦他的人生或是八卦他的情緒。
鏡傳媒（以下稱「鏡」）：你覺得抗爭報導寫作的重點是什麼？你自己有沒有一個清單，是每寫完一篇報導就會拿出來逐項檢視的？
趙：我的清單中第一件最重要的就是「結構性思考」，就是要從這個故事裡看到整個社會現實或政治現實的結構。你寫這個人的故事並不是要八卦他的人生或是八卦他的情緒，而是這個人的故事能給我們什麼啟發？比方我們的社會正面臨什麼問題？或一個人作為抗爭者的成長，他需要去克服哪些關鍵點？通過故事和人，去反映更公共性的現實。所以我最在意的，就是我有沒有去展現足夠多的結構性張力，以及個人在裡面的努力、和他的命運、他的結局。
你展現的每個細節，肯定要知道它們在講什麼，或你希望通過這個細節告訴讀者什麼？
鏡：你前面也提到，引起讀者的共鳴是重要的，在寫作時要如何讓讀者對你想傳達的訊息感興趣？在短時間讓讀者理解你寫作的主題，以及這些龐雜的資料、爭議，你會先如何整理過，再分享給讀者？
趙：首先是整理所有採訪之後，抽取可能想用的元素，再把這些元素填到文章。但我剛剛說文章要有他的問題意識，假如這個文章是要講個人跟家國命運的交織，那就選最可以反映這件事的點。有些東西可能很聳動，比方說709家屬那篇，我省略了一些最悲情的細節，有個家屬是在他丈夫被抓以後，才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就一邊為丈夫抗爭，還遭遇家變，因為丈夫的媽媽受不了打擊突然死亡，這樣都已經夠誇張了，但其實她遇到最悲慘的是：丈夫在牢中，她一個人分娩時在生產過程大出血，命懸一線。這個小細節跟她作為抗爭者的成長和覺悟過程關係不大，但是非常悲傷，我在報導中直接將它省略，因為這個東西...太刺激讀者的觀感和情緒。不一定要把所有悲慘的東西都展現給讀者看，而是你展現的每個細節，肯定要知道它們在講什麼，或是你希望通過這個細節告訴讀者什麼，它在這篇文章的推進力中具有什麼意義？
作為一個非虛構的寫作者，把討論的空間留給讀者是非常重要的。
鏡：《她們的征途》有個特色，那便是男性運動者，甚至是台灣人所熟知的劉曉波先生，都成為本書最大的配角。你也闡明多次選擇從女性的視角，是因為男性的運動者可能是英雄式的驟起驟落，或他們容易成為當局目標，常常被失蹤；而女性面對抗爭時，往往需要對孩子解釋為什麼媽媽需要做這些事，反而可以從更多元、更韌的角度來看抗爭和運動，更綿長地記錄運動的過程。再者，女性一開始是對政治比較逃避、慢熱的，在報導中也會有比較豐富的層次。為了體現這個運動的全貌，你甚至把比較有爭議、運動中不堪的一面也都放進去，像是王峭嶺被家暴的經驗，為什麼選擇把這段寫出來？不會擔心讓運動不團結嗎？受訪者後來讀到這些文字，他們的回應是什麼？
趙：我覺得她（王峭嶺）在受訪的時候，跟我講到這個細節，其實自己應該已經過了那一關，覺得這東西是可以被寫出來的。她其實知道我是要寫的，有時候她還需要過一下心裡那一關，那我就會等她，或者跟她聊聊別的，看她自己再怎麼樣繞回來。因為她一開始非常不支持丈夫做人權相關的工作，會給家庭帶來危險，我就會問：你們最大的矛盾是怎麼樣？她可能就會講這件事。我會去選所謂「不堪的」細節，因為這就是運動的深度。運動並不是說：阿！那些妻子非常願意為丈夫犧牲，於是走上街頭，我會覺得這是一種非常陳腔濫調的敘述，甚至是非常理想化、一看就像宣傳的敘述。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知道運動中最難的是你會遇到很多矛盾，和會有很多情緒，會不斷質問自己：我真的要做這件事嗎？這件事真的值得我這麼痛苦嗎？或者付出這麼多嗎？或者說痛苦和付出到來的時刻，我們是怎麼度過的？我覺得家暴的這個細節，非常能展現一個男性抗爭者，即使是個民主人士，當和他家庭之間爆發衝突時，會去到怎麼樣的程度。
但這個細節的具體描述，其實又是很複雜和豐富的。王峭嶺當時還不支持自己丈夫做人權工作，她某程度為了報復自己的丈夫，辱罵一個丈夫非常尊敬的抗爭者，所以她先生一生氣起來就搧了她一巴掌，王峭嶺當時脾氣也很倔，再罵一次那位抗爭者，丈夫又搧了她一巴掌，但是，她繼續說的情況下，她先生又好像因為心疼她，就變成不再打她的臉了，改為打屁股。你就會覺得說：其實這種家暴，好像跟我們日常想像和理解的家暴是不一樣的。無論如何她先生動用暴力是非常不對的，但卻發現王峭嶺反而後來想更多，是覺得自己沒有必要這樣傷害丈夫，所以最後反而是王峭嶺先道歉。她的丈夫雖然滿後悔心疼妻子，但還是端著大男人的架子，沒有去跟妻子道歉。我覺得它非常反映中國運動圈裡的性別文化現實，以及不同人反思的程度，但這應該是由讀者自己去判斷，如何看待或是討論這件事。作為一個非虛構的寫作者，把討論的空間留給讀者是非常重要的。
鏡：您報導中的艾曉明老師也是位紀錄片工作者，但她不只是在累積作品，而是透過影像作為抗爭的進行式，而你身為一名記者，是否也有同感？這些採訪寫作既是文字，也是運動，都是抗爭的某種姿態？
我的願景就只是：我希望我們有機會。
趙：我之所以會投入到抗爭的報導，和對運動的觀察採訪，又說回到其實跟我在台灣的經驗有非常大的關聯。我發現在台灣的同齡人，當他們談到運動、談到政治，是可以有一個想像的，想像自己未來可以成為某個政黨裡的誰、或擔任某個公職，甚至是一直留在街頭，都構成他們對自己未來的想像。但當我的朋友這樣討論時，我是非常失語的，因為在中國年輕人幾乎不太可能有這種願望是：我以後要成為這個國家的誰？或者我以後要在哪一個位置上改變社會？所以我在那一刻非常能夠感受到，活在一個非民主的國家，對一個青年人的那種束縛...有點像是被打斷了翅膀，就是如果你想要實現自己在公共領域的想像和理想，但你們天生就沒有飛的資格，這是非常讓人絕望的。所以如果問我的最終願景是什麼，我的願景就只是：我希望我們有機會。很多人以為我在台灣講的這些東西，是代表自己對民主的嚮往或理想主義，我不否認自己對民主嚮往，但會覺得我並不認為中國民主了就能改變一切的問題，我覺得民主只是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去改變。很多人說有時候會覺得台灣民眾好像已經對民主失望、或是習以為常了，但我還是會覺得…其實真的是非常幸運的，你們不會因為跑到總統府門前去抗議，而被判20年徒刑。我的朋友甄江華是一個32歲的年輕人，他現在就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按照中國的法律也不需要通知家屬他被關在哪裡，所以面臨的是一個黑監獄的狀況，這是非常極端和可怕的。
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做這麼艱難的事，而是現實把我們安排成這樣的命運。
我之所以好像願意為了做這些事，而可以做出一些像是犧牲，比方說即使滿喜歡小孩的，但我不生小孩，因為中國的現實不允許。我看到非常多異議者的家庭，他們的小孩在父母被抓以後，面臨很多痛苦折磨和連帶的打壓，我覺得對一個不曾選擇過自己道路的人來說，這對他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沒有資格替自己的小孩選一條這麼艱難的道路。所以並不是我下定決心做多大的犧牲，我覺得只是面對現實，如果我跟我先生短期內不打算移民的話，我們真的沒辦法在中國生小孩，那如果說我完全不看不公不義的事，或說我完全不看社會現實的黑暗面，我覺得只是在賭命，只是在賭說自己不遇到這些不幸的事。當我作為一個記者，已經看過太多突如其來的、並非自己招來的不幸。比方說帶小孩去打疫苗，小孩因為疫苗的貪腐問題，或因衛生系統不完善的問題，打到一些變質的疫苗，終生癱瘓。那你怎麼面對這件事？而且還不能去問責政府，因為中國是不允許抗爭的，甚至無法向媒體或其他公眾說明這件事情。我會覺得面對這樣的現實，如果我認為自己可以做鴕鳥、看不見就算了，這是另外一種自欺欺人，所以只是理性面對現實的話，就會做現在的選擇，或是走這樣的一條路，並不是一開始就想走這麼艱難的事情，而是現實把我們安排成這樣子的命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