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裡的悲劇來自現實的變化無常
話及王家衛，台北人提起某位影響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帶她欣賞王家衛，也是那人領她更廣泛的聽音樂。「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些故事。可以說我的很多生活習慣都是被他影響的。」
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訴了我一個祕密：「他已經過世了，這些書寫都是對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裡頭程瀚青的一句話：「有時痛苦能提醒一個人不要忘記，我不想他一轉頭就忘了我。」這或許說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帶痛感。
悲劇是台北人的小說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時候，也有揮之不去、陰慘慘的死亡。為什麼總要讓筆下人物飽嘗悲離？台北人說，「現實生活很多意外就是這樣發生的，你沒有預料，它就來了。我自己也經歷過類似情形，認識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當時還上過報。」因此，台北人寫小說沒有大綱，自己也不知道情節走向，「它（故事）就是來自生活，生活與故事並非誰輕誰重，而是因果關係。」
雖然很多讀者反映《台北故事》結局太虐，但台北人寫完時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樣也有點訝異。」面對逝去，台北人說，「一變再變好像就是一種必然，可惜也無法改變什麼。」
原本恐同的媽媽變成她的忠實讀者
在網路發表小說至今，台北人累積相當的讀者，讀者回應踴躍，還會私信她。不過她坦言與讀者互動壓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應他們，只好說謝謝，謝謝他們願意閱讀這個故事。其中有位讀者很特別，住在新疆烏魯木齊。他說他看過我每本小說，跟他互動最沒有壓力——我們用音樂交流，他丟一首歌，我丟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說什麼。」
還有一個讀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媽媽。「我媽看完《台北故事》跑來跟我說：『我給你一首歌，我覺得很適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劉德華的〈真永遠〉。巧的是，有一位讀者也傳給我這首歌，說很適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諱言媽媽有點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說後對同志的觀感有了變化。「媽媽看完當下沒說什麼，只問我：『還有嗎？』我就再丟了作品給她看。過了幾天，她寫了封信，說覺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對的。這或許是我寫小說的一件好事吧。」
善於聆聽讓陌生人都向她傾訴心事
訪問尾聲，台北人說了個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濱公園跑步，有位穿西裝、看起來非常頹喪的先生向她搭話。她當下想逃離，但聽他開口後，她留了下來。結果那位先生一講就是3個小時。3小時中台北人幾乎沒有說話。回想這段經歷，台北人說，「我覺得當時如果我沒有站在那聽他說話，他或許就會去自殺。」
「我喜歡聽故事，比起講話我更喜歡聽。我因此聽過許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樣的特質能吸引人向她訴說？「對方想講，我就聽。」台北人說。彷彿這是很簡單的本領。我開始覺得台北人寫小說是在回放這些她生命中的傷心人傷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為人知而透過文字傾訴的部分。
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縮小成一個小小的錄音機。那是《春光乍洩》快結束時，彼時生嫩無比的張震告別梁朝偉，要他對錄音帶說幾句話。梁朝偉只對著錄音帶哭泣，張震就這樣把他的哭泣帶到美洲大陸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過小說告訴我們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實相裡，纏繞出最通透的愛情。因為世界是如此粗礪的一頭獸，所以要小心對待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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