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感染者的困境1】 「居然不能告知親友我生什麼病!」 他做胃鏡看牙照超音波都受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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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說,他在愛滋病發病5、6年後才走出低潮,後來決定開計程車,因為「比較自由,而且不會有同事,不然或多或少都會問起。」
Ken說,他在愛滋病發病5、6年後才走出低潮,後來決定開計程車,因為「比較自由,而且不會有同事,不然或多或少都會問起。」
今年五月,台灣通過同婚法案,迎向「同婚元年」,但同時,護家盟主導的「彩虹媽媽」也走進校園,散播反同思想與愛滋病的恐懼。
1981年發現愛滋病以來,由於死亡率高和透過性行為感染,成為道德恐嚇的工具,其實醫學躍進,愛滋早已不是絕症。然30多年來滿天謠言從未止息,歧視如病毒蔓延,成了防治愛滋最大的阻力,不僅把感染者打入暗處,也讓整個社會陷入黑暗恐懼。
我們採訪3位愛滋感染者:對女兒保守祕密的Ken,受盡人生折騰的Tina,和因感染被退學的阿立,讓他們痛苦不堪的,從來不是疾病折磨,而是歧視的目光與道德摧毀。
訪談不到3分鐘,65歲的Ken就含淚控訴:「從一開始,這個病就被貼標籤,打入受歧視的環境,而且歧視的第一槍就是張博雅,當時的衛生署長。」他激動的語調和四周冰冷的桌椅形成對比。

疾病妖魔化 人見人怕

1986年台灣出現首例愛滋病,當時社會的氛圍既驚恐又懵懂;1991年,時任衛生署長的張博雅印製愛滋病文宣,上頭卻寫:「一旦得(愛滋)病,除了不幸被迫感染者外,如為自作孽者,將會是失去尊嚴,活得痛苦,死得難堪又難看。」訴諸道德的恐嚇文字,將愛滋病妖魔化,不但讓感染者不敢主動篩檢,面對真相,更一竿子把所有感染者打入地獄,暗不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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