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伊比德羅拉在亞太地區目前並沒有什麼太多的投資，集團在亞太的第一站是澳洲，5年前，透過一個約40億澳幣的收購案，伊比德羅拉收購了一家澳洲做陸域風電及太陽能光電的公司，之後才慢慢地往亞太其他的市場布局，選擇投資日本、台灣等國家的風場，在台灣優先參與大中部風場開發。
當被記者問到離岸風電開發商最關注問題之一的裝置容量，劉忠祐納悶地向本刊表示，他不知道裝置容量這件事情，為什麼會一直被拿出來談論。以他的理解，現在除非大家講的是單一開發商獲配的裝置容量規模增加，而不是單一案場裝置容量規模增加，否則就3-2而言，應該沒有一個案場的開發裝置容量會超過1GW。就開發的立場，當然都希望獲配較大的裝置容量，才能產生所謂的經濟效益，但就伊比德羅拉而言，我們很務實，規模大或小要看實際的情況、條件，而不是我想大就大。
針對台灣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第一期（3-1）選商及簽約過程一波三折，劉忠祐語重心長地向本刊表示：「一般人很難想像，開發商必須要在風場實際商轉的前7年，就要做出非常精準的財務模型；放眼許多產業，幾乎沒有一個產業是能夠這樣做的。所以，這個（財務模型）就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劉忠祐進一步補充說道，開發商在投標的時候，必須附上跟廠商的「有條件式合約」，因為如此，開發商必須要做很多的邀標動作，要做很多的成本估算、價格估算，我們必須確保我們可以簽下來的CPPA（企業購售電合約）是賺得了錢的。這意味著，開發商在還不確定還能不能拿到風場的情況下，就必須要做非常精準的財務模型。而且我們需要先預測未來7年的風險。對於一個大型的基礎建設公共工程來講，這種策略及規劃的模式是很少見的。簡單來說，因為風險太高，未知數太多，在確定簽約之前之後，預測財務模型都還在變動。
話鋒一轉，劉忠祐說：「3-1會發生展延的問題，其實道理很簡單，主要就是成本跟收入的評估沒有辦法在同一個時間軸上面。成本你（開發商）現在就要去估算，但收入是7年後才開始會有進帳；重點是，你現在也不知道你7年後收入的變化會有多少，你也不知道你接下來的7年期間，你成本的變化會是什麼，這2個東西如果不在同一個時間軸的話，你就沒有辦法做好你的財務模型，你簽什麼約都沒有用（確保獲利）。」
劉忠祐感嘆地說，收入的問題是你雖然可以在投標成功前先談，但你永遠無法先談定價格；事實上，投標的當下，價格是沒有辦法確定。你（開發商）必須在不完美的訊息的環境裡頭，做出一個不怎麼完美的標書投標。
對此，劉忠祐建議，政府要設法讓開發商不要把所有的財務計算的壓力都放在投標前，因為現在開發商真的是沒有辦法去預知未來會有怎樣的變化，全球經濟、地緣關係等等都不斷地在波動、變化，現在就要把市場預測財務模型做得很精準的話，就會有現在3-1看到的問題歷史重演。
因為如此，劉忠祐表示，台灣政府或許可以考慮，3-2在投標的時候，不一定要求要附上有條件式合約，而是可以用MOU（備忘錄）的方式，來證明開發商的確有想要做到國產化的承諾，答應哪一個廠商，承諾多少的採購量等等。因為你一旦談到這樣的條件式合約，就代表你有一定程度的法律承諾，而這個承諾是不能夠再去動搖（改變）它。
劉忠祐語重心長地再三強調，我們明白政府為什麼要求這個，但從商務面而言，它（有條件式合約）並不是一個非常可行的要求，如果取消掉這樣的要求，可以加快3-2的選商時程。想一想，每一個國產化的項目，目前政府的要求、作法，是要求你（開發商）要檢附有條件式合約，而這種條件式合約等於就是雙方的一個承諾。弔詭的是，你在沒有拿到風場之前，其實你並沒有辦法去做出這樣的承諾。對開發商而言，會覺得為什麼我現在要簽這樣的東西，為此，我要去備標，回答政府很多問題，給政府很多技術資料，我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報價問題，但最終如果沒有拿到風場，這些工作就有點白費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