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地社工的角色經常受政府非議。去年11月，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在會上表示，現時無任何法例或與警方有任何協議，確保社工在非法集會的情景中，可進行什麼工作，即使是在安全和合法的情況下在旁支援，亦需向執法人員解釋並跟從其指示。換言之，政府帶頭否定社工在現場人道救援的角色，失去政府的肯定，理論上，社工就要和跟抗爭者一樣背負法律刑責，知名的陣地社工陳虹秀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多名社工被控襲警罪。社工在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心驚膽戰地在現場堅持公義。
【殘暴鎮壓我病了3】陣地社工夾在衝突核爆點 她還想衝，身體卻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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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2020年的反修例運動裡，抗爭現場出現了一種以往沒有的「中間角色」：社工—或者他們自稱的「陣地社工」。這群社工堅持在現場疏導抗爭者的情緒，為他們提供人權的資訊，同時亦監察警察現場濫暴的行為。
在現場奔馳半年的陣地社工「咪手」（手持擴音器、麥克風喊話的人）Jane（化名），由當初的不甘心，趕到現場協助抗爭者，半年來忍受警方辱罵「黑社工、×雞」，自責、痛苦、憤怒…百感交雜，至去年冬天精神崩潰，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不敢看抗爭的新聞。
「每次出完（任務），都很憤怒，失眠很嚴重。有些畫面和聲音都會不斷在腦海重播。現在想起這些畫面，還是會心跳加速。」內斂的Jane說到自己的情緒時，以低沉的聲線回應。
調停警民衝突 自責未能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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