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新局面裡，統治者歸罪於的「外國勢力煽動」vs.抗爭者所突破的「打國際線」，是其中一條經典線索。但與過去不同的是，在作為國際都市、世界港口的香港，在中、美兩個大國從合作進入對抗的國際局勢急轉彎時期，這條線索的槓桿效應被放大到罕見的程度。
槓桿效應得以最大化，與「攬炒」（玉石俱焚）這一策略方向、政治目標的出現分不開。
在抗爭者這一端，對外，當他們有攬炒的自覺，便扭轉了香港在國際牌桌上的被動身分，得以主動撬動運動可以撬動的最大槓桿；對內，當他們以攬炒的決志，去獲得民意授權，則成就了《國安法》公布之後，社會內部反對力量的終極動員。這種動員本身，並不是針對任何局部的社會或者政治議題，而是直接指向現有體制的合法性的。它令統治者不得不正視，以至於無法迴避運動的政治目標，也因而，必然引致劇烈的政治打壓。
以往處理中國境內的社會運動、政治抗爭，中共的官方解釋框架無外乎三個層次：一、極少數人謀求顛覆。二、這極少數人是被利益收買、被境外勢力策動。三、多數人不明真相被洗腦。也就是說，抗爭的目標是奪權（根本上是去政治化、去理想性的），並沒有主體性（是被外國人煽動的），動機是利益（抗爭者收了錢），影響力則源自騙術（對大眾洗腦）。
自1989年以來，這一解釋框架被用在大大小小的維權事件、乃至香港的社會及政治運動上，直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上半場，官方都還是在這個框架內去回應。而運動很快由「本地線」蔓延至「國際線」，並浮現了攬炒這一終極目標後，中共的解釋框架才被迫轉向。
欲自我犧牲 卻遭汙名化
「攬炒」這一個詞，來自粵語牌桌，明知自己必輸，出不了牌，於是多拉幾個人下水，大家一起死。簡單來說，是個弱者同歸於盡的打法。去年6月開始的香港反修例運動，香港人自網路開始，使用攬炒這一說法，來形容在不抱希望情況下的抗爭心情。一開始，還只是經濟層面的假設：香港是外匯集散地，是金融流動的中心，如果抗爭可以中斷這一功能，就會對中國統治形成巨大打擊—很快地，這一網路說法越說越認真，並且有貼切的電影台詞快速傳播至主流媒體：「If we burn，you burn with us.」自此，開始為整個華文圈熟悉。
到了2020年，香港局勢成為中美對抗的槓桿，牽一髮動全身，攬炒的實際效應大增。而香港的抗爭在長達一年多時間不間斷地抓捕行動下，並未停止，事實上，逼迫中共不得不放棄了舊有的解釋框架：靠利益支撐不了那麼久；靠洗腦無法左右幾百萬、幾十萬市民的投票結果；境外勢力策動的說法，被具有強烈主體性的國際線行動推翻；最重要的是，攬炒雖然挑戰現有體制的合法性，但其核心恰恰不是奪權，而是自我犧牲。
2020年《港區國安法》上路前後，中國官方開始逐漸用攬炒代替以往常用的「顏色革命」說法，來形容香港的抗爭性質。在短期，這當然是方便統治者更明確地把許多行動歸罪為「顛覆」，畢竟攬炒中所包含的對現有體制的否定含義，可以被如此牽連，而其自我犧牲的內涵，只會被統治者汙名化為某種「陰暗」「歹毒」而已。但是，最終承認香港攬炒，相當於放棄了以現實利益、誤導被騙來降格運動動機，而被迫承認運動的理念自覺、自我犧牲的價值動機，放在長期歷史裡看，這已然是中共自身合法性論述的一大損失。
民主派初選、53人被捕，正是在這一脈絡下發生的。戴耀廷，2020年4月曾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真攬炒十步，這是香港宿命〉，原本是拋出了一個攬炒在政治體制內的假設性推演，就如同他2013年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註：占領中環）的假設性推演一樣。但此後，他逐漸協調而成的民主派初選中，「抗爭派」紛紛以高票數在各個選區獲得民意授權，被當局指責為以推翻政權為目標的政治攬炒。
兩宗國安案 找幕後黑手
戴耀廷與民主派53人的出現，彷彿為當局找到了攬炒的幕後黑手。在《港區國安法》的無邊法力和警力下，過往在官媒黨媒上洋洋灑灑的指控，現在都可以落實為「依法辦案」，如「國安一號案」黎智英，被指控「勾結外國勢力」，而「顛覆五十五」（註：後又逮捕黃之鋒與譚得志）拘捕戴耀廷，會否是國安二號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