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很痛苦的時候，他提到我的那本《離魂歷劫自序》，並稱之為「自省之書」，要我寄給他。我時至今日也沒有寄出這本書。我不敢寄給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種。他是悲憤，我是悔恨。但是這種區別，我很久都描述不了。
他指我說的「輝煌的流亡」，是我倆在Skype上聊天聊出來的。我倆互相朝對方傾訴，他怒斥國內知識界的犬儒，我則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話是：大概從二次大戰猶太人流亡以來，沒有誰像「六四」中國流亡者那樣在西方如此受寵。這個意思，很讓他吃驚。他一向是鄙視「六四」逃亡者的，從方勵之到學生領袖們，當然也包括我。這也是我不敢寄書給他的一個隱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憂國憂民的「大骨架」下面，我找不到我所延捱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們的失之交臂，是多層次的。
他是一個才子，曾經傲視天下，放言無忌，後來不僅介入 “異議運動”，而且跌入塵埃，謙卑如螻蟻，他坐牢時大量閱讀基督教歷史，寫信給妻子：
親愛的霞：朋霍費爾(註)的榜樣正在逼視和召喚，坐牢正是參與塵世苦難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放棄，縱使我們改變不了什麼，但我們的行為起碼可以證明耶穌精神仍然活在人間；在無上帝的現代世界，耶穌精神是唯一能夠抗衡人類墮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費爾所說：“產生行動的並不是思想，而是願意承擔責任的準備。”
直到今天我才意識到，十幾年前當我們隔著天空大洋聊天時，曉波已經走在「成聖」的路上，他已經看到了監獄、晚期癌症、一間病房裡的死刑……。一個才子到英雄、或者聖徒的轉變，是中國當代精神史上的一個謎。他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我寫道：「國事已荒涼，民族在鼾睡，而且還在夢裡咬牙切齒。」今天不論是「〇〇後」還是「QQ群」，鮮有幾人還知道劉曉波這個人了。
今天我正在美國之音的直播採訪中，插播進來他的噩耗，我對著鏡頭忍不住抽咽：「我們不要難過，我們要繼承他……。」
註：朋霍費爾，20世紀最卓越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曾在德國參加反納粹主義運動。因同伴計劃刺殺希特勒失敗而遭逮捕，在獄中完成《反抗與投降》。於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絞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