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劉曉波，是八十年代的兩個「激進之徒」，卻在國內未曾謀面。因為八九年他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一頭紮進天安門廣場之際，我已經在琢磨躲藏、逃亡了。
我與曉波失之交臂。他在國內堅持抗爭，幾進幾出監獄。我逃到海外偏遭車禍，伴妻療傷當“家庭主夫”之餘，還兼職當編輯，辦一份《民主中國》網刊，於是成為我倆結緣的媒介。多年來，劉曉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2002年5月16日他有一個郵件給我：
曉康：
這篇文章寫了很長時間，斷斷續續將近一年，寫得心裡很痛，有時還會流淚。常常因為寫作過程中的心痛而擱筆。此前給你的那篇關於「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調節自己的心態而寫的。
十幾天前，我決心完成這篇文章的動力，一是為亡靈，再有就是想起了與你通過的電話。你在電話中的自省之言，開始時讓我有點感動，後來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像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于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現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書。你可以寄一次試試，我有時能收到境外的政論雜誌。
曉波
就在這篇斷斷續續寫了一年的文章裡，他提到「諾貝爾和平獎」。他極沉痛地拿「緬甸的曙光」，對照「六四」十三年後中國的黑暗：「1991年，昂山素季（編按：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昂山素季。」然而，誰又曾料到，八年後「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劉曉波的頭上，而奧斯陸慶典竟出現了「空椅子」。「和平獎」的道義壓力，遭遇了比緬甸軍政府更蠻頇的中共政權。
他那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周年祭》，他寫得很痛，寫了很久，一萬四千字。完稿後兩天他發給了我，隨即刊於2002年六月號《民主中國》。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他的文字仿佛在滴血：「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