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最嚴峻的前2週，被視為疫情重災區的茶室文化街宛如被遺忘般，街道上堆滿了垃圾。「政府很久沒去消毒了，環境衛生誰關心？拜託政府不要忘了，這附近還住了很多民眾乖乖待在家裡的萬華人好嗎？」一場疫情讓萬華成了眾矢之的，但童仲彥認為，病毒從來就不是萬華產出的，「『人與人的連結』全台灣都在進行，說遊民、茶室小姐讓萬華變成毒窟並不公平。」
譬如遊民長期以天地為家，衣服也不會每天更換，「政府一直沒有試著跟遊民對話，現在用公權力強制遊民立刻戴上乾淨的口罩，哪有可能？」童仲彥觀察，現在艋舺公園被注意到了，天天有警察巡邏，「搞得遊民趁著半夜遷徙。有的搬到去河濱公園，有的跑去大同區，整個散開來，反而成為防疫破口。這是政府長久以來對社會底層的漠視，現在遭到反噬。」
而本次疫情中，有多位確診者均造訪萬華茶室街染疫，也讓外界好奇，茶室街究竟有何獨到之處？
童仲彥認為，萬華茶室街文化有很深層的意涵，其興起得從早期台灣經濟發展談起。「萬華是古台北碼頭，以前人說『一府、二鹿、三艋舺』，大家搭船來萬華做生意，下了船生意人在這邊喝茶、聊天，茶室就成了訊息的交換站，進而衍生出萬華獨特的茶室文化。」
演變至今，艋舺雖然不再是台北的經濟重鎮，但長久累積茶室文化，已變成萬華現在一些長輩日常的生活樣態。童仲彥解釋，「為什麼後來會強調『清茶館』，就是要跟那些比較複雜的店家做區隔。一些年紀大的老人家、底層人士，可以去跟一些年紀比較相近的阿姨聊天、唱歌，獲得一種心靈的慰藉。這種萬華獨有的模式，你可以說是台灣本土的萬華式長照。」
但他也提到，約莫10年前，大量外配入侵茶室街，使得萬華茶室又區分出第二類：包廂式、給小費唱歌的茶室，以及第三種俗成「越南店」的茶室。「第三類越南店在萬華大概10家左右，真的玩得很瘋，有的在現場就搞起來。外籍兵團進入後，萬華茶室街漸漸演變成八國聯軍，也產生了質變。」
童仲彥指出，有的傳統清茶館的生意不敵越南店，便將店面頂給外配經營，「就我知道，有的店是中國籍女子在做，但她找萬華遊民來掛名，出了事，要追根溯源根本找不到。」
「性產業是最古老的行業，怎麼打都打不死。台北市長柯文哲之前就說過，自己在美國唸書時，有跟同學去脫衣舞酒吧，我認為政府要以更健康的心態面對萬華茶室的樣貌。」他長期推動性專區成立，「政府可以在茶室街這個區域，用試辦專區的方式來做。甚至大家如果對『性專區』這三個字有疑慮，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命名，不能再放著不去面對。」
他分析，如果專區內的店家合法領有執照，小姐們也做定期檢查，「遇到疫情，政府要推動實聯制會更有效、即時。」
對茶室街了如指掌，童仲彥坦言自己在當選議員前後都曾去消費過。「很多高社會階層高的是二奶、三奶、甚至四奶，追求的娛樂跟刺激是跑俱樂部、酒店，但社會上還有一些孤寡殘疾，他們也有需求，性是要滿足各個階層的人的。」
採訪結束前他不忘自我推銷，「如果柯文哲需要茶室相關的報告，建議他可以請現在在讀性學博士班的童仲彥幫忙，我可以去每家店都做詳細的田野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