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約訪的咖啡店，小靜（化名）剛結束幾通電話，語氣有些慌亂急促，「我吃驚，然後憤怒，但是我沒有恐懼…還是說我應該要心生恐懼？他可能就是想造成我的恐懼，但其實我沒有嚇到，我覺得很生氣。」她露出虛脫的表情，點開手機上前晚前輩傳來的訊息：「…對方說要告死妳。」
發聲反遭提告 憂進一步報復
今年6月，台灣#MeToo事件從政治圈延燒至其他產業，小靜也決定控訴前雇主性騷擾，她在臉書上寫著，當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某間公司，從事與公共事務相關的工作，那是她嚮往的，然而，前雇主卻在辦公室及聚餐時，多次觸摸她的臀部及大腿，並對她發表歧視女性、侵犯性隱私的言論。
發文隔天，她沒收到道歉，卻接到對方揚言提起刑事訴訟的消息。小靜並未料及這個發展，與我們見面當天仍有點驚魂未定，「我告訴很多朋友，大家的反應都是他做出這種事，怎麼還有臉告人？」她氣憤地補充：「而且這很難告成啊！不就是浪費司法資源嗎？」
但她不敢掉以輕心，騷擾她的前雇主是人脈豐沛的業界大老，影響力極大，她覺得對方可能告她「誹謗」，因此雖然尚未收到正式的提告文件，她已聯繫律師，準備面對後續程序。由於沒有監視錄影畫面等直接證據證實對方性騷擾，律師提醒她保存間接證據，例如多年來她曾好幾次在臉書提到前雇主的言語及肢體性騷擾；這次發文後，她前同事也找出2人過去對話紀錄，願意作為人證。
小靜仔細向我們出示蒐集存證的多張截圖。從截圖看來，其他女同事也有相似經驗：被前老闆碰過屁股、大腿等部位；該職場環境對女性並不友善，年輕女性被要求在辦公室打雜、打掃，主管和男同事都曾擅自對她們的年紀、體型、外貌、打扮、交友關係品頭論足。
即使發文內容都是親身經歷，對方也罪證確鑿，突然遭到提告，小靜似乎並不如口中說的沒有恐懼。採訪這天，她一整天沒有進食，臉色蒼白，猶如陷入當年經歷職場性騷擾後的恍惚與焦慮狀態。之後，她要求在報導中匿名，隱蔽雇主的性騷擾言論內容及行為細節；為了避免被辨識，受訪內容幾乎無法使用，她在電話那頭語氣有些不安：「還是會擔心受訪後又被提告，真的滿煩的，對方畢竟是有資源的人，不會這麼容易善罷甘休…」如今她已離職多年、換到其他行業，仍憂慮遭到進一步報復。
台灣職場性騷擾長期被低估，小靜不過是眾多黑數之一。根據勞動部2022年「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推估全國約有20萬名受僱者遭遇職場性騷擾，僅2成曾申訴；正因為制度及文化缺陷，多數人才會轉向以#MeToo發聲，使#MeToo成為眾多受害者追求正義的管道。
說出自身故事 凝聚集體勇氣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MeToo運動研究者閭丘露薇接受本刊專訪時便指出，#MeToo運動最重要的就是個人敘事的重要性，透過描述個人經歷，讓當事人相信說出自身故事可以改寫生活、重新賦予意義，「敘事只是一個開始，如果沒有夠多的人說出來，大家不會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對訴說者來說，講出來、或是聽到別人講出來，是共同身分的建立，勇氣是這樣出來的，覺得我不是孤單的。」透過一個個敘事建立集體身分後，公眾才有可能產生集體行動，推動社會制度及文化改變。
然而此刻，受害者卻陸續面臨被告。小靜並不是這波台版#MeToo中唯一面臨被告的受害者。截至目前，被指控的加害嫌疑者中，揚言要提告、甚至已提告者，最知名當屬黑人陳建州告大牙，黑人先是對大牙提告民事求償1,000萬元，日前卻又撤回，改提告刑事的加重誹謗罪；另外，前總統府資政顏志發也曾提告控訴者，後來在輿論壓力下撤告；一名女性撰文控訴13歲時曾遭補習班老師性侵，不久該補習班竟對她提告「加重誹謗」；被影射性暴力的客家金曲歌王黃連煜，也曾發聲明表示若撰文者不謹慎發言、若大眾再轉述分享貼文，將追究法律責任。
被指控者紛紛聲稱要以法律行動捍衛清白。網路上也不乏支持提告的聲浪，他們認為控訴者若毫無證據，萬一有人狹怨報復，被指控的人豈不太冤枉？因此支持以司法釐清真相。
司法過程煎熬 隱形成本龐雜
只是，困難正在於司法。專門承接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等性暴力案件的律師柯萱如對我們說：「為什麼用#MeToo的方式？就是因為性暴力犯罪往往難以蒐集到直接、關鍵性的證據，且容易因最終證據不足而未能獲有罪認定，被害者甚至要擔心會不會反被對方提告『誣告』。」柯萱如長期在現代婦女基金會等單位擔任義務諮詢律師，她說，早在這波#MeToo之前，「幾乎所有的這類案件，來求助法律諮詢的人裡，10個有8、9個會問：『我如果證據不足，告不成，會不會被對方告誣告？』」
至於這波#MeToo，「我現在手上就有這樣的當事人，而且不只一位，他們上網講出他們的經驗，結果被對方揚言提告。」她說不便透露更多，因為當事人正處於極度害怕中，「這種案件，對方通常都滿有權有勢，滿有社經地位，所以當事人會很驚恐。」
司法過程不是人人承受得起，柯萱如解釋：「他們會擔心如果要開庭，會不會影響到工作？如果被告，會不會影響到公司的名譽或運作？會不會被公司當成troublemaker、 亂源？有沒有錢請律師？如果對方很有錢，請了超龐大的律師群，自己會不會被壓得無法反擊？萬一敗訴，會不會賠很多錢？」
控訴自身經歷而成為被告，29歲的張雅涵是知名案例，她以「吃了後果大全餐」形容自己當年公開控訴的代價，「#MeToo背後的成本大到…不是大家想得那樣，以為吃瓜（看熱鬧）或轉發表示支持，事情就結束了。」她皺起眉頭說：「在這一類爆料文章下，都會有人留言說公布姓名、公布證據、支持提告，我看到都很生氣，忍不住留言：訴訟費你出嗎？公布個資立刻產生妨害名譽的問題，這些曠日費時的官司，你要幫忙嗎？」
張雅涵的經歷與#MeToo受害者不盡然相同，也許難以被認為是性暴力，但皆為極痛苦不堪的性經歷。
故事要回溯到2018年，她24歲，正在讀大學，對政治很有熱忱，即使沒有朋友約，也常一個人上街參加遊行。當年，她透過網路認識政治意見領袖A男，對方與她有相同政治理念，善於評論公共議題，有破萬臉書追蹤者；她深受吸引，私訊聊天半年後，答應與對方見面。
那天她跟朋友吃完宵夜，A男知道後說也想吃宵夜，她便買食物送到對方住處。那是一間頂樓加蓋的套房，極悶熱，卻沒開冷氣，「他來開門的時候就沒有穿上衣，超荒謬，但我還是幫他把宵夜拿進去。」她要求對方開冷氣、將衣服穿上，都遭到拒絕，氣氛很不舒服。「還有，他房間裡面只有一些法律備考的書，我說你平常一副很文青的形象，為什麼一本真正的書都沒有？我當下就對這個人產生無比的厭惡，他跟網路上的形象差很多，很沒品味、沒有心靈性，我一直想找機會離開，可是我又已經坐在那邊，想說講話到一個段落再走…」
界線矛盾模糊 落PUA陷阱
起初對方沒有任何試探，她也沒想過會往發生性行為發展。2人已當半年網友，有些信任感，也常分享私密的心情與情緒，但這晚她有些困惑，對方的態度似乎不太友善，甚至在言談中貶低她，「他態度是交替的，讓我覺得我很蠢，或他很討厭我…那樣真的會形成制約，人家突然貶低你，就會想討好他，超奇怪，我當下已經超級厭惡他，但我又想討好他。」她努力向我們解釋。
她一直想找機會離開，但談著談著，她越來越睏，就在沙發上睡了一下。「那時已經過了凌晨12點，他就一直叫我去床上躺一下。」她實在想睡，就真的躺到床上了。她向來信任朋友，也有幾位純友誼的男性朋友，某年到外縣市遊玩時還曾借住男性友人家，打地鋪一個禮拜，對方從沒碰過她。
但就在她躺上床後，「他跑到我旁邊躺下來，把燈關掉，後來就開冷氣了。」對方不斷試探，「我那時候剛分手，前男友都會睡在右邊，我真的當下腦子就不清楚了，腦袋一熱抱住他，可是這完全不代表我想跟他『那個』，我沒有想。可是我有點被洗腦，我抱了對方，接下來要做些什麼我好像就不能中途喊卡？總覺得不『那個』就無法脫身。」即使她沒有意願，但這一步步發展，使她最後放棄了掙扎。
「後來我就無比厭惡了自己。我躺在床上，瞪著天花板到天亮，早上6點多吧，我偷偷把鞋子、衣服撿起來，穿上，離開他家。」她在家躺了1個月，無法做任何事情。痛苦的還有，即使她不想再跟對方發生關係，卻忍不住一直傳訊息給對方，「我無法性愛分離…我很確定沒有喜歡他，我很討厭他，但沒辦法忍受他不回我，沒辦法接受別人拋棄我。」她曾被診斷有憂鬱症、邊緣性人格障礙，除了渴望被關愛，在人際關係上也有強烈的被拋棄恐懼感。
她深吸一大口氣，才繼續說：「我非常的羞恥，因為這聽起來就超級合意、超級自願的啊，所以自責跟整件事的厭惡是成正比的，我一直檢討到底是不是我的錯？可是事情怎麼都想不通…」她反覆思索那個房間裡發生的一切，記憶卻總是很片段。
她也曾試圖說服自己，這只是一次不愉快的一夜情，「那時候不是流行講『情欲流動』嗎？但就不是啊！有些朋友會覺得我作風比較開放，我有在約（砲）才會遇到這種事，但我從來沒有約過。他也說他從來不約砲，我才會覺得放心。不愉快的經驗不是我事先料想到的。」
偶然間，她在網路得知把妹手法「PUA」（Pick Up Artist），恍然大悟，當晚遭對方貶抑，在情感脆弱、無法抵抗、不舒服的情境下與對方發生關係，似乎正是這種手法；實施PUA者常以故意衝撞對方界線、製造矛盾衝突、得寸進尺索求、貶抑對方自尊等心理學技巧，操弄女性的情感與情緒，使其馴化、「自願」發生性關係，「真的像得救一樣，這件事情被梳理出來，慢慢變成有條理、可以敘述的東西。」後來透過朋友告知，她發現自己不是唯一與A男發生關係、有痛苦經歷的女性。
她從未想過要控告對方性侵，她深知這在法律上難以成立。只是，看著A男聲勢越來越好，她擔心其他女性受害，因此只要發現有朋友追蹤A男臉書，她一個個私訊提醒。2019年，她聽說A男可能被延攬入選舉團隊，決定公開自己與其他女性的經歷，「法律只能規範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但公眾人物的道德要求不是應該高很多嗎？我很害怕，他如果有更高的職位，就可以接觸更多女生，成為他狩獵的對象。而且一旦他進入團隊，我再去爆他，就是真正傷害到我支持的陣營。」
她在臉書寫下「他沒有強暴我，但我不會說那是合意性交」一文，很快受到關注，在多個論壇被轉發、也吸引媒體報導。
提告只是手段 施壓才是目的
只是，她沒想過自己會因此身陷官司。A男否認指控，並開始對曾在網路留言或發文聲援的網友一一提告，2021年、張雅涵寫貼文的2年後，A男更趕在追溯期將屆，一改原本說過不告張雅涵的態度，對她提告民事賠償。A男主張貼文內容不實，造成他名譽損害，精神受打擊，向張雅涵求償100萬元。
「其實我心裡有底，周邊的人都被告過一輪，他當初有發文說不告我，也許會跳過？沒想到最後送我一個民事大禮包，最麻煩的那種。」張雅涵語氣無奈，事件後她休學了，如今仍在家中休養，這是首次接受媒體訪談，「我當初只是希望自己圈子裡知道…有2萬追蹤者的人，其實算有滿大的話語權，跟有這麼大話語權的人對抗，基本上打輿論戰我就已經就輸了。」
張雅涵大學時修過法律系的課，更早在高中時就曾對性騷擾犯提告，她自認對法律並不陌生，但，「成為被告」卻超乎她的承受範圍。律師費不便宜，家人勸她先去了解被對方告什麼。她拖到開庭前一天，才不得不到法院閱覽自己的「起訴書」，「有200多頁，我看到一半恐慌症發作，離開桌子，蹲在旁邊，我老公陪我去，一直安撫我。法院很安靜，我走到旁邊，很小聲、很壓抑、但抓狂地跟我爸說我一定要請律師。我邊講電話，邊扯自己的頭髮。」接著，她趕快吞下好幾顆抗焦慮藥。
聯繫律師後，隔天她出席第一次開庭。「我很害怕，挫到不行，想說他（A男）會不會來？來的話我要怎麼辦？要不要衝過去給他一拳？」最後A男根本沒有現身，由律師代為出庭，提出的和解條件是10萬元和解金，並在臉書刊登道歉文30天。法官問張雅涵是否接受？她當庭崩潰大吼：「死都不要！」
她的律師陳又新向我們補充：「和解最後達成什麼條件，其實對提告者來講不重要，重點是試探有沒有退讓的可能性？只要有談的可能性，他就知道你可能撐不住，繼續施壓、產生破口的話，最後只要和解成立，不管條件是什麼，他就可以出去對外講。」A男先前提告多位網友時，陳又新正是這些網友的律師，這天他陪同張雅涵受訪。
張雅涵頻點頭：「法庭真的很可怕，法官坐得很高，那個樣子就很可怕，而且我又坐在被告的席位，就會覺得，為什麼是我坐在被告的席位上？這件事會越想越荒謬，會很想趕快結束這一切，所以，如果我沒有爸媽幫我，沒有錢請律師，可能最後什麼都會答應了。」
別說被告，有時連證人都承受龐大壓力。那段時間，陳又新透過手邊其他同樣遭A男提告的網友，深入了解案情，也找到證人出庭。某次，他希望B女出庭幫忙作證，證實她是文中敘述有相似經驗的女生，以證明張雅涵發文有所本。B女在開庭當天現身，陳又新才發現，B女雖與A男也有淵源，卻不是文章所提的女生，「她很想幫忙作證，可是我之前傳給她的內容，她沒有勇氣仔細看。（文中）那個人並不是她。」之後他才找到對的證人。
噤聲二度傷害 全球都在發生
何止B女，張雅涵自己也經常不太敢點開陳又新的訊息，「他名字跳出來一定是壞事，要講案件，所以通常我會先滑掉。不得不看的時候，我會先深呼吸，再點開來。如果內容有附PDF檔，我就丟給我先生，請他看完向我簡報內容，然後我會喝個飲料或吃個甜點，平復心情。」
張雅涵一口氣說了許多在訴訟過程中人們難以想像的壓力與恐懼。而或許，這樣的煎熬恰是某些提告者的目的，曾任立委的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尤美女，以已故作家李敖的名言為例，比喻興訟：「李敖是告人最多的，他說過，提告的結果不見得會勝訴，重點在過程中可以把對方整得很慘，讓你3年、5年都被綁在訴訟中。」
性暴力加害者反控被害者，亦可能出於如此，「不斷羞辱你、二度傷害，每一次開庭對你都是一個酷刑，逼你把嘴巴封起來，這才是他的目的。」她舉了一個經典案例：「某校學生指控教授性騷擾，學校進行調查，教授否認，指學生說謊，還揚言要告所有的調查委員，請律師發了一張存證信函給學生及所有的調查委員。他只是揚言，但這樣就產生很大效力，因為大家都不是學法律的，學校嚇壞了，最後校方居然反過來勸那位學生去跟老師道歉，不然會被告。」
不只台灣，在歐美，富有權勢的加害者也深知法律行動是打擊#MeToo運動、使受害者噤聲的有效手段，2018年，法國#MeToo運動發起人、記者桑德拉．穆勒（Sandra Muller）便被她控訴性騷擾的電視製片提告誹謗，索賠5萬歐元的損害賠償及1萬歐元的訴訟費。此案歷時2年，穆勒在一審因缺乏證據敗訴、被法院判賠1.5萬歐元；2021年，巴黎高等法院二審轉而認定穆勒言論具有善意，才改判她勝訴。穆勒認為，一審判決傳遞的訊息正是：希望女性在性騷擾及性侵害案件中閉嘴。
類似案例在全球各地都在發生，各國誹謗法律的差異，則帶來不同程度的反制力道。據CNN電視台報導，在澳洲、法國和英國等國，誹謗案件的舉證責任在被告，使#MeToo運動者在陳訴經驗時遭遇更大挑戰。2019年，雪梨《每日電訊報》就曾因報導#MeToo事件被提起誹謗訴訟，最後判賠澳幣290萬元；在印度，二起捲入誹謗訴訟、受矚目的#MeToo案件，控訴者更可能需面對長達2年的監獄刑期。
只是，困難在於，提告、捍衛名譽是當事人的權利，且是直接寫進《憲法》的重要基本人權，況且，確實可能有人是被誣陷。該怎麼因應這樣的兩難？人們似乎仍找不出好的答案。答案尚未出現之前，越來越多的#MeToo控訴者面臨被告，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就說，婦女團體最近接獲一樁求助案件，一名零售業員工上網控訴曾遭雇主性暴力，發文後，幾位工讀生也留言表示曾遭雇主程度不一的性騷擾，但不久，被指控的雇主揚言提告。「甚至，有人只是整理這波#MeToo的資訊，也被榜上有名的加害者要求下架，否則要提告，她就來找我們求助。」
個資保護粗糙 姓名地址曝光
幸而，在法律上要成立性暴力很難，但要成立誹謗或侵害名譽權，同樣不容易。張雅涵的案件歷經2年，今年5月，台北地方法院判張雅涵勝訴。法官認為，A男不僅是市府幕僚，同時也是政治評論者、擔任過立委助理，算是公眾人物，張雅涵的言論並非僅限於私領域，而是可受公評的意見表達，且是善意評論；她引述其他女性經驗時，也經過充分查證，有相當理由認定所述之事實為真，亦是基於公益目的做出的評論。
律師陳又新解釋，與言論自由有關的案件，早年大法官便有相關解釋，被告較受到保障，「就是『真實惡意』原則，我只要確信我所評論的事情是真實的，就有機會可以無罪。那我要如何確信我寫的是真實？並不需要提出能符合最嚴格證據法則的證據，只要我有經過合理的查證，我確認這件事屬實，就可以。」至於惡意，指的是故意捏造事實。
張雅涵說，自己算是幸運吧，幾乎是「完美的被告」，「如果沒有錢（打官司）、沒有很好的先生給予情緒支持，沒有適當的律師，我覺得真的不可能勝訴。」她說，陳又新先前已對案情十分了解，且具性別意識。
只是，雖然取得了勝訴，但過程煎熬，張雅涵還付出料想不到的代價。判決書登上網後她赫然發現，網站竟公開了她與其他相關人的姓名、性行為細節等過去她自己從未揭露的隱私。依《性侵害防治法》，性侵害案件的審理不得公開，判決書亦會隱蔽當事人姓名及相關個資，但，若案件類型是誹謗或侵害名譽權，即使同樣涉及性隱私，當事人個資卻不在保護範疇內。
個資保護的粗糙，早在官司進行時張雅涵就覺得不對勁，她說，從卷宗就可看到對方住址，亦即A男也可透過訴訟文件得知她家住址。令人發毛。
「這件事情帶給我很多失望，當然有好的部分，例如其他女性出來講她們之前沒有勇氣說、謝謝我，會讓我覺得這件事情停在我這裡就好了…可是我變得不熱衷政治的事，會有點心寒，1、2年之後還會在不相關的貼文底下看到留言，說當初出來講A男怎樣的那個女生不也不見了嗎？根本就是第五縱隊（敵國間諜）吧？」她語氣失落，又有點倔強地說：「我當下就直接標記他說：『你說誰不見了？』但他也沒有回我。」
利益劇烈衝突 律法確有疏漏
至於現身受訪，張雅涵希望能成為其他女性的力量，「我的事情已經過很久，A男應該已經盡他所能，讓我吃了『後果大全餐』，我出來談這個，是希望哪天在他們（#MeToo控訴者）不幸需要的時候，可以找到這篇文章，也讓其他人知道不要亂留言，說什麼支持提告。」
如果當初知道後果這麼嚴重，還會發文嗎？5年來，張雅涵想過這個問題很多次了，她沒有一絲猶豫，語氣堅定地說：「如果再來一次，我還是會做，因為我不想要等別人（站出來），另一方面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比我更有條件（被告）的人出現，而且為什麼一定要等別人也受傷？」
截稿前，#MeToo的新聞已漸漸淡出人們視野，但對這些公開自身性暴力經歷後可能面臨被告的受害者來說，更艱難的抗爭或許才要開始。
#MeToo運動中，被指控的嫌疑者往往權力與財力皆豐沛，當他們以法律為武器，逼迫受害者噤聲，法律該怎麼處理？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許家馨說，受害者應該受到支持，但法律的設計也不得不考慮到可能有人遭到誣衊，確實很難。「性騷擾產生的誹謗訴訟，不是誹謗訴訟裡面要處理的典型案例，但各方利益衝突的狀況又非常劇烈 ，一個人的名譽、我們對於真相的追求，還有受害者要發聲的需求，劇烈地在這裡衝撞。」
他形容當前法制的疏漏，「像3個圓圈剛好抵在一起，中間那個沒有cover到的地帶。」因此確實需要盡快研究如何更有效保障#MeToo受害人。他提到，前立委高思博提出制定《性騷擾吹哨者保護法》的概念，也許是可努力的方向。
法律白話文運動站長、律師楊貴智指出，美國法界及輿論正討論利用《反策略性濫訴法》（ANTI-SLAPP LAW）解決#MeToo被害者遭訴、形成寒蟬效應的困境。他解釋，策略性濫訴目的並非為了訴訟勝利，而是讓被告承受精神和金錢壓力，策略性打壓公眾參與者的言論與活動。目前美國案例法中，已開始討論#MeToo加害人若對被害人提起濫訴，是否屬於策略性濫訴。
「依《反策略性濫訴法》，被告可聲請法院審查是不是濫訴，若聲請人能說服法院，法院認為被告言論有受公共保護的利益，原告須舉證證明訴訟有繼續進行的價值，若原告無法證明，就會被駁回。」在某些州，被告還可向原告請求賠償、律師費用等。
然而，《反策略性濫訴法》是否適用於#MeToo言論仍有爭議。楊貴智舉例，加州已有判決認為#MeToo言論可主張《反策略性濫訴法》，但該案仍遭駁回；在德州等較保守的州，則仍拒絕將範圍擴張到#MeToo言論。他解釋：「#MeToo不是《反策略性濫訴法》典型要保護的言論，要說服法官#MeToo言論具有公益性，仍需一段時間。」在美國，亦有學者從#MeToo言論對公共安全及公共利益的角度，主張《反策略性濫訴法》應適度修正，更適用於受害人發聲；也有部分法院開始討論#MeToo加害人對被害人提起的濫訴是否屬於策略性濫訴，並認為有承認的空間。
美國加州的遊說工作者羅培茲（Pamela Lopez）是眾多被反告的#Metoo受害者中較幸運的一位。2017年，羅培茲在媒體指控州議員達巴布納（Matt Dababneh）在一場派對上尾隨她進入廁所、對她手淫。9個月後，達巴布納對羅培茲提告誹謗。所幸，她所在的加州擁有全美最強的反歧視訴訟法。法院不僅受理她聲請使用反策略性訴訟法，指出她在媒體陳述涉及職場性騷擾、且針對公眾人物，具有公共利益；更於2021年駁回對方的侵害名譽權訴訟。羅培茲曾於受訪時指出，反策略性訴訟法帶給她深遠幫助。
美國芝加哥執業律師林書羽工作的事務所，也曾接獲多起反策略性訴訟法的案件。但在伊利諾州，反策略性訴訟法的適用範圍就沒這麼寬，她的同事就曾處理一件因為指控對方跟蹤而被提告妨害名譽的案件，一審及二審法官針對反策略性訴訟法做出不同裁決，二審法院最後判定反策略性訴訟法在該案件不適用，而駁回被告的聲請。林書羽指出，法院對於「策略性訴訟」有以下分析，「美國各州對於策略性訴訟的範籌，界定不一，以伊利諾州來說，法院會去看原告提起妨礙名譽訴訟時，第一，是不是干預了被告行使公民政治權，或「懲罰」該公民行使政治權利；第二，是不是想以訴訟成本、或要求鉅額賠償金，來嚇阻公民行使公民政治權。」
「當初立法者制訂這個法律，是要讓公民有保障，針對公共議題都有發言的權利，例如環境保護、土地經濟開發等，他們並未想到3、40年後會有#MeToo這樣的狀況，所以較難適用，除非是針對政府官員、名人的指控，較可能落在公共利益的範疇中。」但這5年，隨著#MeToo產生的侵害名譽權案件越來越多，林書羽指出，美國已經有多個州試圖擴張反策略性訴訟法的適用範圍，將#MeToo言論採納；加州更已研擬草案，將那些針對性騷擾、性羞辱及歧視性話語所做的控訴，列為應受保障的言論，免受到妨害名譽的追訴。
然而，即使聲請反策略性訴訟法，受害者仍難逃漫長且昂貴的訴訟程序，需要法律協助。羅培茲的案例中，她的訴訟費用便由協助#MeToo受害者的扶助基金所支付，期間更受到多名擅長反策略性訴訟法、言論自由法的律師義務協助。林書羽認為，在台灣沒有相關立法的情況下，盡可能提供受害者法律扶助、義務律師、成立相關基金會，都是更實際的作法。
中研院研究員許家馨則建議，「若要給受害者一些建議，就是勇敢去走性騷擾、性別平等保護機制，盡可能提出申訴。」他指出，從過往勞動保障的案例可得知，「若當事人有走合法機制申訴，法院不會構成誹謗罪或名譽侵權，但如何設計這些機制讓人們願意用、用了不會受到報復，就是如何強化性平保障機制的問題。」
修正性平三法 完善救濟管道
#MeToo所暴露的，正是目前性平保障機制的失靈，因此，更迫切的也許是回歸到建立可受信賴的防治制度，讓受害者有更完善的救濟管道。行政院雖然已於7月13日針對《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平三法提出修法草案，包含權勢性騷擾加重處分、強化被害人扶助措施等，但民團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法不足、未落實雇主防治責任，需持續討論與關注。
在法制疏漏來不及補足之前，隨著越來越多的被指控者揚言要提告，婦女團體日前則已火速聯合成立義務律師團，集結40多位義務律師，免費協助因為#MeToo事件反被告的受害者；此外，法律扶助基金會也預計於8月開設性平專線，專門提供被害人電話法律諮詢，包含遭反告誹謗、妨害名譽等案件。
報導初稿完成後，我們再次與小靜比對文章細節，防止她可能遭受2次傷害。她正準備相關法律程序，生活照樣前進；揭露經驗後，現任雇主選擇與她站在一起，向外表示相信她的行動。
張雅涵在受訪當天被律師告知對方上訴的消息。隔幾天後她說，自己已經做好準備，「跟你們談完也有點幫助，想起當初為什麼自己要做這件事情？不會被後來的負面情緒干擾，我之後有能力會親自出庭，跟法官說我這幾年處在什麼樣的狀態，告訴對方，你們在法律攻防的是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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