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初，當時27歲的小云（化名）結束4年旅居生活、從歐洲返台，從事與國際事務有關的新工作，上工2週便在工作場合認識來自歐洲的外交官A男。A男是她回台後認識的第一批朋友，象徵新生活的開始，但隔幾天在一群朋友聚會後，她因為單獨留在對方家中，遭到對方強制猥褻、性侵未遂。
「在工作場合認識一個人的時候，會預設是友好同事的關係，發生這樣的狀況其實會嚇到，不知道怎麼處理…我一開始真的很困惑，他（那晚）為什麼突然就瘋掉了？」時隔近1年，小云在餐廳包廂裡小聲地、緩緩地提起這段經歷。
熟人突瘋狂 深陷困惑驚恐
那晚是他們第2次在工作外見面，A男建議她剛回國要多認識人，便邀請她和一群朋友喝酒聚會。小云以為是外交官間的聚會，會對工作有幫助，於是欣然赴約。當她到場，才發現那晚只是普通朋友聚會，「那時候我還滿感謝他（邀請我）的，因為我才剛回來。」
聚會結束後小云跟1名朋友回到A男家聊天，持續到凌晨2、3點，他們被問要不要留下過夜，「他的問法是我們需不需要一張床？他家有客房、沙發，朋友因為家裡比較近，說可以騎腳踏車回家，我那天下班先參加工作應酬才過去，特別累，幾杯酒就喝醉了，眼睛閉著就可以睡著的程度。」她獨自留下休息，「他開始說一些很噁心下流的話，我當下想跟他講道理、叫他不要過來。」但對方一改原本親切有禮的態度，將她壓上床、雙臂擒抱住她，伸手脫她的衣服，語氣也越來越挑釁，「他越來越生氣，我嚇到，也很困惑，他怎麼會突然翻臉？」
「我說不要、不要、不要，請你停止，差不多50次吧。」將近20分鐘，小云試圖禮貌地跟對方「溝通」自己並不想發生性行為，「我用英文解釋，我們可以繼續當朋友，這跟你好不好沒有關係、跟我保不保守、有沒有喜歡的人沒關係…」但對方並未收手，除了不斷言語騷擾，手也持續伸進她內衣褲內，對方力氣很大，她不知道大喊大叫、或攻擊對方會發生什麼事，她說著不要，但聲音卻越來越微弱，漸漸放棄掙扎。
小云渾身僵硬的反應最終使對方失去興趣，沒有進一步侵入的行為。A男離開房間後，小云留在他家客房，大腦像斷線，無法處理剛發生的一切，她意識到自己幾乎被性侵，但不知道為什麼對方突然「翻臉」「像瘋了一樣」；她無法在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離開，但也沒力氣追問，她太疲倦了，便在床上睡著。
隔天凌晨醒來，小云找回自己被脫光的衣物，看到對方也醒了，她想確定一切沒事、2人還是朋友，便示好似地伸出手，「我竟然先道歉，你恢復正常了嗎？沒事了，你前一天晚上瘋掉了，我們可以當朋友就好嗎？就這樣好嗎？」但她卻再次遭受猥褻，這次對方不斷用下體磨蹭她，小云再度全身無法動彈。
一切結束後，A男做了一盤早餐，要她坐下來一起吃，隔著餐桌，對方終於變回她「認識的朋友」—那個平時穿著西裝參與研討會的專業人士—逕自閒談起外交工作、政治話題，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說什麼意思？他說：『就早餐啊！』然後就叫我坐，我就坐，他就叫我吃，我就吃，我就像機器人一樣，他說什麼，我就回什麼…但我一直盯著他看，他到底在幹麼？為什麼突然又不瘋了？」
離開A男家後，小云很混亂也很困惑，當天便向前晚一同待在A男家的朋友提起此事，「我說得很片段，一直哭，不像現在有條理，他先猜到了，那通電話講了很久，大概2個小時吧。」之後朋友再幫她轉述給男友，但除了這2人之外，她無法再向任何人提起這段遭遇。
思緒未消化 身體先顯創傷
她盡力照常工作、外觀看來一切正常，「但我發現身體狀況開始不對勁，比如說記憶力變很差，睡不好、會作惡夢、很容易害怕，」她睡前必須數次確認已鎖好房門、對聲音變得敏感，偶爾會忘記自家的地址，在聞到類似對方身上古龍水味時會衝到廁所嘔吐；甚至好幾次，她與男友說話卻忽然失語，只能看著對方流眼淚。
「事發後我整個人在震驚中，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消化這件事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1個月後，她到精神科就診，希望醫生至少能開安眠藥讓自己睡好。醫生了解事發經過後，診斷其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原來，身體比她的腦袋先意識到創傷。那段時間，她才跟最親近的朋友提起那晚的事，尋求幫助，「朋友聽完後跟我說，妳不覺得對方很熟練嗎？人怎麼有辦法翻臉成這樣，下一秒又變正常？」她幽幽說，自己當時完全沒想過。
小云從大學便關注公共事務及進步價值，就讀相關科系，相信轉型正義及修復式正義（透過加害人與被害人對話，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認為追求真相、道歉和原諒，比起刑罰更為重要。
事發後2週，她曾見過A男，當面與對方對質，甚至留下錄音檔。當時她不斷問對方：「我當下說了很多次不要，為什麼要繼續做？」對方向她道歉，卻接著給出各種理由，「他可能被我問到煩了，後來就丟下一句說：『我要教妳一課，那是半夜，有個很漂亮的女生躺在我家，妳對一個男人有什麼期待？』」
2人對質當天是另個聚會場合，她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他不只沒有反省，還覺得理所當然，對話過程中，他很隱諱提到，這不算什麼，他做過更過分、更對不起別人的事，我覺得好可怕，天啊！那女生還好嗎？我非常記得那天，那個外交官只要跟任何一個女生講話，我就怕到不行，我好像走過地獄或黑洞，很怕這些女生要面臨一樣的事情，」她接著說：「我後來就決定，至少要做一點什麼…我一直都知道性暴力在司法上很難很難，從一開始就沒有覺得會贏，但還是決定提告。」
2022年10月底，小云正式委託律師，到地檢署遞狀提告對方強制猥褻。即使不抱勝訴的希望，司法程序仍舊帶給她超乎想像的痛苦。對方雖然承認脫掉她衣物、撫摸其上身及下體，並說性私密的話語，但辯稱「並未違反她的意願」。小云站上偵查庭時才發現，她必須不斷證明對方行為明確違反她的意願。
反覆受質疑 檢察官難同理
檢察官更是多次詢問她，既然沒有被限制行動，為什麼沒有積極作為？「自由移動到底是什麼？我有沒有被綁住嗎？檢方問我很多問題，大門有沒有磁扣？門有沒有鎖？人家都侵犯妳了，誰還會在乎衣服被拿走？妳應該床單圍一圍、或是沙發抓個什麼就衝出去，去叫（求救）啊！不能打電話要人拿衣服來帶妳去警局嗎？」她苦澀笑了幾聲，「有這些選項嗎？我怎麼沒有想過？她一直一直問，後來我在庭上被逼到差點哭出來，好像在幫自己辯護一樣，就說：『我那時候就是嚇到了，沒有辦法應對。』」
「我知道檢察官很困惑，我更困惑…」小云練過半年空手道，平常熱愛運動，遇到事情的當下，大腦卻一片空白、身體動不了。為了搞懂自己的行為，她上網查資料，才發現每個人遭遇危險的反應不同，「很多人都有講一個理論，動物被攻擊的反應，有些會反擊、有些會裝死，我就跟檢察官說，我可能不是有辦法反踢回去的動物，我當下可能就是嚇到了，反而僵在那邊。」在偵查庭上，她也不斷向檢察官解釋這套動物理論。
身為刑事案件告訴人，小云負有舉證責任。但當晚只有她跟A男兩人，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是「違反意願」；被對方第一次猥褻後，她曾收到先離開的朋友傳來關心訊息，她並未立刻說出實情，而是回覆對方：「我很平安，沒事沒事沒事。你不要擔心。」事後小云解釋，當時她還沒搞清楚狀況也不想讓對方擔心。但這則訊息仍影響了檢方心證，認為她並未如自己所說的喝醉了，而是意識清楚、能「問答如流」，也沒必要傳喚這名最接近案發前後的朋友作證。
小云好學的個性如今全發揮在檢視及理解自己的行為。過了很長時間，她也才終於釐清困惑：「我是碰到事情反應比較慢的人，有時要1、2天，才會意識到別人踩過線的行為。」工作上她也曾被主管說，她對不合理的事情過度客氣與友善；性創傷諮商師也曾為她分析，生命經歷讓她過於重視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容易受他人情緒影響，「可能認識5分鐘的人，我也會珍惜跟這個人的互動，所以不會輕易去做會傷害關係的事，即使需要抵抗或保護自己，但可能會傷害到這個人，就不太會去做這件事情。」
但在偵查過程中，小云明顯感受到檢察官難以同理她，無法理解她就是被性侵害了。「我要不斷去證明自己不是在說謊，檢方可能想確認到100%，她有跟我說：『就算最後給妳不起訴書，不代表我不相信妳。』但也有點像是在打預防針。」
當檢察官得知她並未告訴家人時，小云還因此被訓了一頓，「檢察官自己有小孩，就說：『不知道你們這些小孩子怎麼會這樣處理事情？』但我跟家人關係不好，有被通報過家暴，她也說：『（遭受性侵）這件事情是妳要面對喔，妳要30歲了，要往前走，不要想不開…』」
2個月後，小云收到檢方不起訴書。理由是無積極證據證明對方有強制猥褻行為，雖然有告訴人的指述，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小云「非出於自願」，也欠缺其他補強證據。小云提交兩人對質時的錄音譯文、對話截圖被認為證明力不足；精神科開具的診斷證明則被認為發生1個月才就診，有時間差，因而未被採納。
之後，她向高等檢察署提出再議聲請，希望高檢署能重新就各項證據與兩造說詞互核、進行檢視，避免單一檢察官主觀認定，並再次申請傳喚證人。
再議遭駁回 引發自我懷疑
然而，2023年初，高檢署駁回小云的再議聲請。
書狀上寫著：「…於本件案發時（告訴人）已年滿27歲，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曾於國內就讀知名大學，且曾旅居歐洲4年，案發時係在職場工作中，依其學經歷及社會歷練，在遭遇不符己意，強令屈從之涉及性自主之事，甚且就可能涉及對自己性侵害之違法事件之發生，自應有一般健全通常人之認知及反應…」「…既處於可以自由活動之環境下，未採取任何積極作為…其事後之反應，與一般遭到性侵害者之反應迥然有別…」
小云無奈地說：「我一開始就覺得他被關多久、判多少，都沒有差，因為沒有辦法改變那個事情，我那時就跟律師說已經盡力了。」決定提告後的3個月間，她不斷重述那晚的經歷，除了委任律師、警詢、檢察官偵訊都要說一遍外，還需知會社工、精神科醫師、諮商師，過程令她疲憊不堪，「司法制度很難做到empower（賦權；幫助）當事人。另外，處理這些事情都在平日，需要請假，事後一定會被影響，開完庭那天心情就會比較低落，接下來那個禮拜可能都會想那天的對話，是辛苦跟漫長的過程。」
司法程序結束了，但再議駁回書狀上的文字卻成為小云新的惡夢。「我從加害人那邊沒有得到『為什麼』，剩下就只有往自己身上找理由，再來就是司法，不起訴書上白紙黑字的理由，但他們覺得我沒有反抗…」書狀上對於她個人的評論，似乎也已經超過事實認定的範圍，「原來這些標籤會被這樣詮釋，但我又沒辦法改變，不能說我不要當27歲了、不要從這個大學畢業了，自我的一部分變成他們決定的理由，讓我的自我感覺更差，不管是自我懷疑、自我厭棄。」
第一次見面訪談當天，小云一直低著頭，盯著餐具和桌面回答問題。如今她已經接受司法上的結果，試圖過回「正常」的生活，「如果今天我的痛苦要被比較的話，我覺得最創傷當然是事件本身，同一等級的其實是生活上的那個斷裂，我意識到我的人生分成兩半，一個before、一個after，我有些能力就是不見了，被剝奪了。」
事發後，小云依舊從事當初那個讓她起心動念回台灣、可以貢獻自身所學的工作，但時常，她想遠離這一切，「我今天下班才又想一次，想去餐廳打工、想當保母、想當老師，跟現在的生活圈工作切斷，去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躲起來，」她的頭始終沒有抬起來，語氣令人心痛，「發生這件事情不代表這個人就是髒掉，但我很明確知道我這個人變了、不一樣了，我還不知道我對這個新的自己有什麼感覺，是討厭這個人嗎？或是有什麼感覺？」
無預警遇襲 說服自己交往
34歲的奕馨（化名），是另一位支離破碎的受害者。她在音樂圈工作，事情發生在她22歲。
奕馨讀大學時認識B老師，她並非音樂本科系，但熱愛音樂，希望未來能從事音樂工作。她在大三時選修音樂相關科目，B是老師，「學校的課程很有限，所以這些『業師』都會邀請學生到他們的工作室，學更多東西。」奕馨也因此偶爾會到B師的工作室，1年後的暑假，奕馨開始跟著B師到大型音樂場館，一邊幫忙一邊學習，師生2人越來越熟。
「那時就有學姊跟我說，如果老師要跟妳獨處，妳要小心。但我沒有想太多，因為他看起來就不是會對我幹麼的人啊。」奕馨說，B師整整大她25歲，斯文有禮，頂多兩人較熟後，B師偶爾會傳訊聊天談到妻子精神狀況不穩，令他壓力很大。反倒同為音樂圈業師的另一名O老師，「他會性騷擾，摸手、摸大腿什麼的。」
Ｂ師任教另一所大學，大學畢業後某天，Ｂ師告訴奕馨，近期將帶幾位學生到中國，進行音樂交流，問奕馨是否想一起來學習。「我那時準備要考國外一間音樂學校，想說跟他們一起去看看。」她因為有事，比同團的人晚一天抵達當地，「大家住同一間飯店，我一到飯店，老師說要交代我行程細節，那個飯店沒有大廳或交誼廳之類的，所以老師叫我到他房間，我想說他房間應該都會有學生在那裡跟他哈啦，他們學校師生關係非常close、沒有界線。」她按鈴，B師開門，「我沒有想到，房間裡面沒有別人。他把門關上之後，就直接抱上來，親上來，我嚇到，我沒有想到會這個樣子，你知道嗎？我真的沒有想到會是這個樣子，他直接上來！就是他…你知道像O老師，他會性騷擾，可是你把他的手撥掉，他就停止了，他不會硬來。」
奕馨喊著不要，但整個人完全僵住，就這樣被B師侵犯得逞，「我不知道怎麼辦，然後你明天還要面對那些他學校的學生，你要跟誰講？」她停了好一會兒，無法再說。後來有報警嗎？她搖頭，「我想說我人在大陸，要怎麼弄？我在大陸然後搞這麼大的話，以後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後來，他說他非常孤單，然後真的真的非常喜歡我，覺得我很棒，我幫忙做的作品還入圍金曲獎，他想要把他會的東西都教給我，他覺得我太有才華了。」不久後，B師邀奕馨到他任教學校的系上工作。
「我就說服自己，到他們系上工作。」妳是怎麼說服自己的？「就是…好，老師真的…像他講的，真的很喜歡我，我覺得應該是真的。他看起來很善良，應該不會害我。我就去應徵，就錄取了。」
她做了一個決定：跟老師在一起。難以想像，連奕馨都弄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做出這種決定。然而，奕馨並非特例，已故作家林奕含、前新北市衛生局人員林于仙，皆是如此。律師柯萱如說：「我協助的案件當中，有一定的比例是這樣，第一次是性侵害，違反意願，可是後面轉為類似交往關係，因為加害者通常會不斷說：『我是真的很愛你，你太誘人、太有魅力，所以我忍不住。』」
柯萱如解釋：「另一方面，受害者可能也不想當一個脆弱的受害者，如果是被侵犯，那種感受很不舒服，好像自己就有汙點、不健全了，很多人不想站在這樣的角色，所以他們會說服自己，對方是真的愛自己的，而我如果跟你交往，那一次痛苦的記憶，它就不是被侵犯的記憶，而是我們兩情相悅，或者是你愛我的證明。這樣他們的自我感覺會比較好，也不用自責為什麼這麼笨，被侵犯了卻不反抗。」她說，電影《寒蟬效應》《童話·世界》正是探討這樣的議題。
B師為了讓奕馨認為「性關係」沒什麼大不了，還不斷對當時涉世未深的奕馨洗腦：「我告訴妳，這個圈子大家彼此都是表兄弟姐妹。」奕馨說，B師說過不只一次類似的話，讓她信以為真，直到後來離開那個環境，才發現根本不是如此。
認知被錯置 痛苦維持關係
B師的洗腦更包括後來對奕馨說：「那次是妳自己貼上來的。」奕馨驚訝極了，反駁：「才不是，明明是你直接就上來了！」B師搖頭：「妳記錯了，妳的認知有問題，妳的記憶錯亂了。我的認知裡面，是妳自願的喔。」奕馨說，類似的話B師對她說過好幾次。
但她告訴自己，B師是真的愛自己。她慢慢放感情，在工作上努力協助B師，成了B師的得力助手。然而不難想像，這是一段婚外情，奕馨希望B師能離婚，但B師總說，孩子還很小無法離婚。隨著時間過去，奕馨的情感投入越來越深，更加痛苦。B師從不做任何防護措施，她墮胎2次。
「我的精神狀況開始變得不好，我沒有特定宗教信仰，就去拜拜。」只要心情不好，她就去某間玄天上帝廟拜拜，「我就會一直哭，每次都哭到廟公要拿衛生紙給我，問我還好嗎？」她苦笑說那幾年因此跟3位廟公很熟。
奕馨的痛苦，可能不只因為深陷婚外情。律師柯萱如以自己辦過的類似案件為例，「這裡面可能會有些認知失調，我幾乎都會聽到當事人說，即便決定跟對方交往，即便努力說服自己『我跟他是有愛的』可是交往過程中他們仍然會很不舒服，會不斷想著『可是你怎麼會不尊重我、不顧我的意願呢？我要怎麼面對自己？怎麼面對你跟我之間的關係？』他們會非常煎熬。」
這段關係持續大約2年，奕馨一直在系上工作，直到她發現，有個還在讀書的女助教怪怪的。「B師辦公室的門有時候會鎖上，後來我觀察發現門鎖起來的時候，剛好都是那個女學生在裡面的時候。」那時奕馨已感覺到B師想甩掉自己，某天，她找機會問女學生：「B老師有沒有對妳做什麼？」
奕馨回憶：「她傻了，我看到她的反應就知道，老師已經對她做什麼了。我就對她說：『我告訴妳，我懷孕了，我跟老師就是那樣的關係。』那女學生當場崩潰。」之後，奕馨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再把女學生找來，想了解狀況，女學生又哭了，哭著說：「老師跟我說，他跟所有跟他要好的女學生，都是這個關係，老師親你抱你愛你，在這個圈子都是很正常的事。」
因愧疚坦承 被師母告通姦
奕馨說：「我整個抓狂！」乍聽以為她的抓狂是因嫉妒。不是。「學生發生了一樣的事情，我卻沒有發現，我卻沒有發現！又有其他的人跟我一樣！」
激動下，她帶著愧疚感，主動聯繫B師的妻子。「我那時候失去理智，老實說我非常怨恨，他想甩掉我，另一方面，他對那個女學生做了那樣的事情，我真的覺得很靠腰，我就跟他老婆說：『師母，不好意思，我要跟妳坦承，我跟老師有發生關係。』」奕馨是以訊息告訴師母，最後，這段訊息竟成了師母提告她通姦的證據。
遭性侵，後來決定交往，卻反被告通姦，聽來荒謬又哀傷，然而，這並不罕見。曾任立委的律師尤美女回憶：「1994年師大的第一件性騷擾案，最後是成立通姦罪，被害女學生要賠償老師，因此引發反性騷擾大遊行，算是台灣的第一波#MeToo。」
師母提告，奕馨到警局做筆錄，她試著解釋會與B師交往是起於遭他性侵，警察不耐：「妳不要講那些有的沒的，直接說有沒有發生關係就好。」檢察官偵訊時，亦然。她被起訴，法庭上，她試著再說一次，依舊無用。「檢察官、法官都會問：『證據呢？有證據嗎？』然後很不耐煩地問我：『這和本案（通姦）有關嗎？』」
當初她沒報警，也沒有遭性侵的證據。有跟朋友提過性侵的事嗎？她說有一位，事發約1週後，她忍不住向一位女性好友吐露此事。只是她沒料到，好友後來倒戈，「法庭上她完全不承認我跟她講過的話，她說她不知情，還說她覺得我常常會去老師那裡，是我自己去貼老師。」
音樂圈太小，好友大學時就由B師一手帶大，後來更在B師的音樂公司任職。奕馨說：「他們公司的官網有資料，她是那間公司的part time。我說法官你不能相信她！結果法官當作沒有這件事。最後要判決之前，他們問我還有什麼要抗辯的，叫我用書面陳述，我就寫這件事，還把他們公司官網頁面、他們的名字跟照片一起列印出來，附上去。沒有用。為什麼？是因為我那時候沒有請律師嗎？」
奕馨被判刑超過半年。通姦罪的刑度最重也不過1年，奕馨的刑期可說相當重。奕馨上訴，這次花了4萬5千元請律師。二審法官態度較和緩，得知奕馨可能曾遭B師性侵後，當庭改為不公開審理，請法警將法庭的門關上。最後二審宣判，奕馨的刑期減半，可易科罰金。
奕馨回憶，通姦罪審理期間，她開始忍不住自殘，「我不會去攻擊別人，可是我會覺得我自己很髒、很爛，就會拿叉子或筆，開始戳自己。」她說，每次開庭前幾天，她就忍不住開始自殘，通常持續2天。
她也氣自己當年為何不報警、不反抗，這些年她反覆自問、自責，「回想起來，可能跟家庭背景也有關係，我們家是軍人家族，絕對的服從，所以我很容易被制約，只要有一個階級出現，就很容易去服從，雖然不知道自己在幹麼，但就是做。」她自我剖析：「尤其遇到男性時，很奇怪，我對女生還好，可是男性只要表現強勢一點，我就會被制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發現我兩個弟弟也是，他們被比較凶的男性喝止、被凶時，會整個人shock在那裡，不知道怎麼辦。」
有一天，母親打電話給奕馨。父母原本不諒解奕馨與老師婚外情、還被控通姦，覺得丟臉至極。但那天，「我媽哭著叫我去看林奕含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她說她看完了，覺得跟自己女兒發生的事根本一模一樣，世界上怎麼會有這些垃圾。」
迴圈內自責 承受耳語壓力
奕馨買了電子書，一個晚上讀完，封存，不想再看一眼。有沒有印象最深的地方？她很快回答：「老師帶她去房間的時候。」還有嗎？她想了一下，說：「林奕含有用一種特別的手法，有點像是她精神分裂成兩個人，另一個是她的好朋友，二人對答。我能體會，你會不斷在那個迴圈裡自責，然後去探究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你為什麼會臣服？這時會有那個聲音出現。」妳有類似經驗？「就是事情發生後，我到B師的學校幫他工作，我開始自言自語，後來大家都覺得我精神有狀況。我還是能工作，但就會一直在自己的世界裡自言自語，像人格分裂，一人分飾二角。」
那段時間，她常常喃喃自問自答：「可是我當時就說我不要！」「那妳為什麼沒有反抗？」「我不知道怎麼反抗。」「那妳後來為什麼不報警？為什麼就讓他這樣欺負？」
「看完那本書，我沒有辦法看第2次，也明白為什麼林奕含走不出來，即使那時她身旁有先生支持她，她還是走不出來，因為很難，真的很難。我可以明白為什麼她最後要自殺，她沒有辦法接受。」
無法接受這樣的自己，更得面對外界指指點點甚至羞辱，奕馨說，官司後一直低調生活，「你不知道人家是不是有耳聞你的事，他聽到的是二手三手還是五六七八手消息？還是會在意人家怎麼看你，覺得很丟臉。」很難跟外界說明是因為先被他性侵？「人家不會相信啊，他在外面形象多好。」
性侵後轉為交往，因而沒有人相信他們是被性侵，之後自責、羞愧。同樣情節、同樣情緒，幾乎一模一樣地發生在「林于仙事件」。2020年，新北市衛生局職員林于仙自殺，留下一封長長的遺書：「那天他宿醉強暴了我…用眼淚跟下跪跟我懺悔，說真的很喜歡我，一時忍不住，會對我負責…我當時為什麼會答應他不會講出去，並保持這種關係乖乖等他處理完？直到離開他後，我開始閱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才明白是因為這件事太髒了。『一個精緻的女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太髒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傷人傷己的針，但在這裡，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罪惡感還有羞愧感每晚都在向我討債…『這種糖衣包裹的恐怖關係一直在持續，但思想是一種多麽偉大的東西，我要更愛他，否則我太痛苦了。』」
權力不對等 非典型受害者
他們無法理解自己，整個社會更是。被性侵後轉為交往，太超出人們的認知範圍，是被甩之後報復吧？
連他們自己都懷疑自己。律師柯萱如解釋：「這些人尋求法律協助時，常擔心自己不是一個很完美的被害者，擔心別人質疑他們為什麼被性侵後還繼續跟對方聯繫，或自我質疑自己太笨，他說愛你，你就相信了？這一類型受害者與加害者常有權勢關係，上司與下屬，或老師與學生，或客戶跟業務，事情發生時，他們當下完全反應不過來，事後就覺得，那我先維持一個讓自己感覺比較舒服的狀態，我沒事，用這樣說服自己。」
從30年前那位師大女學生，到林奕含、林于仙、奕馨，這些人互不相識，然而他們遭遇「權勢性侵」後的反應，有著如此驚人的雷同。不僅如此，若非這一波#MeToo，我們也不會知道，小云與奕馨、及許多其他受害者，面臨侵犯時的反應也如此雷同：愣住、不知所措、並未強烈抵抗，因而包括法官在內的許多人們，認為這稱不上性侵。
長年關注性別議題的律師尤美女說：「法官他所認知的是典型的被害人，加害人是陌生人，刻板印象是你要尖叫、要逃。但，至少70%的加害者是熟識的人，當他是我所信任的、崇拜的人時，我哪裡會想到他是一匹狼？他如果是一匹狼，我也不會去崇拜他了，或事情發生時我早就反擊了。就因為是你信任的人，所以在那個突然之間，腦袋跟身體會來不及回應。當你想清楚時，事情已經發生了，事後就開始自責，我怎麼那麼笨，我怎麼沒有反應，變成好像是自己不對，才讓那件事發生。」
她說，雙方若有權勢關係，就更難了，例如師生，「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下，有多少學生敢直接對老師講不禮貌的話？即使氣得半死，也是頭都低低不敢講什麼，因為權力不對等。」
也是直到這波#MeToo，人們方知有個名詞叫「僵直反應」。同時擁有諮商心理師執照的律師柯萱如解釋，這來自「多元迷走神經理論」，「我們常覺得你要不就反抗，賞他巴掌、掙扎，要不就趕快逃跑離開，其實我們忽略了還有一種反應叫作我呆住了，當機了。有個名詞叫『身心容納之窗』，當一個人遇到的危險超過他能承受的身心容納之窗時，會啟動『戰』或『逃』的反應，但如果壓力大到我覺得無法戰贏，也逃不了，可能就會進入僵呆的反應，英文叫freeze，凍住了。」
不幸被侵犯後，受害者也不見得馬上會報警、或痛罵對方。柯萱如以自己辦過的案件分析：「說出去會曝光，所以讓它在我心中成為一坨爛泥就好，日子還可以繼續過。也可能是我不知道尋求司法程序會發生什麼事，會不會有一些超過我可以應對的？在這麼多未知跟還沒反應過來的狀況下，大家常常會先維持日常生活的運作，假裝一切都沒發生，至少人生不會馬上經歷到劇烈的變動。所以他可能會跟加害者維持原本的關係，繼續聊天、互動，如果加害者是老闆，我為了求生存，害怕你報復我，甚至會選擇討好，稱讚你是一個很好的老闆，謝謝你提攜我。」她還指出一點，「在社會文化上，女性一路長大的過程都被教育成要順從、要和善有禮貌，所以我有好多的當事人在遭受侵害後，當他要指責對方、或講出那種傷痛時，都還要選擇迂迴委婉、很和善的方式去表達。 而這些，都讓他們日後在訴訟上有困難。」
當下沒逃，事後說沒事、沒報警，甚至選擇跟對方在一起⋯性犯罪案件如此多樣而複雜。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蔡沛珊就說：「每個人的個性、想法、處理事情的方式、當下的環境⋯都會造成被害人有不同的反應，很難通案說被害人面臨這個處境時一定會這麼做、或一定不會那麼做，所以我們司法人員使用所謂『經驗法則』時，要更謹慎小心，因為不見得是對的。」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也說：「執法者首先必須意識到，自己是會有偏見的，從警察、檢察官到法官，我們要先承認自己是有偏見的。」 她說，透過一些教育訓練課程，「察覺自己有無刻板印象與偏見，很重要。」
助理解個案 蒐集補強證據
依目前司法體制，妨害性自主案件在檢方偵查階段，是由婦幼專組負責，法院則是性侵害專庭，司法官被分配到這些單位時，要上專業課程。只是，課程內容一直是以兒少性侵為主。蔡沛珊建議：「各個地檢署會辦一些相關網絡的座談會，我滿建議檢察官去參加，除了增進辦案技巧，也可以從其他網絡的面向來看案件，例如從社政、醫療、甚至警方等不同角度去看。」
性犯罪的另一大難題是證據，尤其難有直接證據。無罪推定原則是否該因此放寬？會不會造成冤案？面對這樣的兩難，我們採訪的法界人士幾乎皆不贊同輕易降低有罪門檻。但真的別無他法嗎？幾位檢察官表示，仍可盡力蒐集「補強證據」（間接證據）。
1位不便具名的檢察官就對我們表示，以小云的案件來說，律師聲請再議時，曾要求傳喚案發當晚同在外交官家中的那名朋友，但高檢署卻認為沒有必要，直接駁回再議聲請。「這個證人，從頭到尾沒有傳過。可是一般來說這種狀況高檢署不會認為不需要傳。」他以自身經驗表示：「如果有關聯的，能夠盡可能還原當時狀況的，雖然不保證有幫助，我還是會盡量傳喚，就是多開一次庭去問。可是這件案子看起來沒有。」
這位檢察官並感嘆，妨害性自主案件從1999年修法後，便由「至使不能抗拒」改為「違反意願」，意即並非一定要用強暴脅迫的方式，或受害人一定要努力反抗，才成立性侵害，「可是從修法後的10年甚至更久的一些判決看起來，我們司法人員的腦袋其實沒有改，還是沿襲過去。」他說，直到這幾年，最高法院才開始出現一些打破性侵害迷思的判決。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蕭永昌也認為，多花心力調查、傳喚證人，有助釐清案情。他舉例，曾有1名女子在夜市擺攤時，在攤位後的休息區遭男性友人以幫忙按摩消除疲累為由，最後按到女子的私密部位。現場無監視器，女子也沒有遭到暴力脅迫，夜市又是人多場合，女子卻未逃離現場，甚至沒有積極反抗。「只知道按摩時她抱著一個布偶，按到後來她很害怕，緊緊抱著布偶，整個人縮在一起，最後到極限時她就哭了，男生才停手。」案件頗棘手，「後來我傳喚她的朋友，朋友提到，那女生曾被一個很強勢的隔壁攤商凶過，也是嚇到不知所措，快哭出來。」蕭永昌說，朋友的陳述看似與犯罪事實無關，然而有助於建構出受害者的特質，「她的個性、面臨侵略行為時的反應，有助於法官理解這個人。」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蔡沛珊則說，性侵案件若有通報，通常都會有社工協助，「我會問社工的意見，社工是陪在被害人身邊的人，對被害人比較了解，而且有時被害人因為緊張，在檢察官面前不敢講很多，可是他會對社工講很多。有時候有必要的話，我會把社工轉成證人。」
也有反面案例。律師柯萱如回憶，有時她會聲請傳喚證人，例如某次她聲請傳喚心理師，卻遭駁回。「如果你（檢察官）覺得證據資料已經充足，你不傳沒問題，可是當你自己都覺得很不明確，證據不足，認定上就是缺了這一塊，卻又不傳心理師，報告也不調閱，就直接認定（不起訴），我們就會覺得你應調查而未調查。」
司法流程的不時粗糙甚至粗暴，還包括判決書、不起訴書的內容，例如小云那份令她日日想起的高檢署不起訴書。柯萱如也說：「我的大部分當事人其實都可以接受證據不足所以不起訴或判無罪，有心理準備，他們無法接受的是檢察官或法官在判決或不起訴處分中，常常寫了證據不足之外，對當事人各式各樣的評價，例如為什麼事發後還跟對方一起吃早餐、後來繼續聯絡，或質疑為什麼當下不報警、沒驗傷、不求助，不符合一般性侵害被害者的反應。」柯萱如說，被害人的各種考量，如擔心起衝突、日後工作上仍需合作等，都已在訴訟過程中告知檢察官與法官，然而最後收到的不起訴書或判決，仍是類似的質疑，「讓當事人受傷非常重，痛到不行。」
保障被害人 放寬補助認定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進一步談到，不論判決有罪無罪，「要把被害人的身心照顧，當成第一要務，國家負有讓被害人身心恢復健康的責任。」她說，《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便剛剛修正。
法務部保護司司長林嚞慧解釋，性侵被害人（包含新興的數位性暴力被害人）也是《犯保法》的保護對象，被害人不需要進入刑事偵查程序，只要經過保護機構評估，就可以獲得立即的經濟支持，例如緊急生活補助、律師費補助、心理諮商補助、生活安置重建等。
至於被害人補償金的發放，林嚞慧說，過去，被害人必須由法院判決勝訴才能獲補償金，「但性侵就是很難證明，有時起訴認為是性侵，但審判結果是無罪，性侵被害人領到的補償金就要返還，造成二度傷害。」林嚞慧說，今年修法後，只要偵查終結，檢察官起訴或加害人逃亡通緝、仍在追查中，但有其他證據證明被性侵，就能依被害人的受害程度，核給10萬到40萬元的補償金，「只要不是詐欺，縱使後來法院判無罪，也都不用再返還。」
奕馨的案件發生時，她22歲，沒有直接證據，事發又在境外，此外，她心裡其實一直有個疑惑：「我有說不要，但我嚇到了，沒有努力反抗，這樣算性侵嗎？」直到被告通姦後，二審期間，她做了一個決定：回母校向性平會申訴B師。她說，大學曾在教官室打工，教官處理性平事件，常請她做會議紀錄的逐字稿，「回想起來，我很白癡，我當年在那些性平案件裡看了這麼多，我怎麼最後還是自己走到這條路上？怎麼會讓自己淪落到這種境地？而且我還不敢反抗。」
不出預料，B師請來律師到校園，表示奕馨申訴性平只為了想在通姦案中脫罪。與奕馨熟識的教官也告訴奕馨，事隔已久，加上缺乏證據，恐難成立，希望她有心理準備。「教官很尊重我，問我這樣的話還是要走性平嗎？我說要，因為這對我而言是一個…那個當下我沒有做，不知道算是修補或療癒，過去我一直覺得沒有跨過去的那個坎子。」
找釋放出口 拿回訴說能力
她終於申訴，她以為事隔多年，可以平靜訴說了。不，「我從頭到尾都在哭，都在崩潰，所以我可以理解很多人為什麼不提告，也不走性平，因為你要再一次去訴說，大家會問得很詳細，人事時地物，對方怎麼弄的，都要交代清楚，所以我從頭哭到尾。」
但，教官解開了她的疑惑，篤定告訴她：「這就是性侵。」最後未能成案，但她不後悔。「事發當下我沒有反抗，我想要去修正這件事。」妳很氣自己當時沒報案？「對，我非常地氣。所以雖然我心裡知道不會成案，但這是我檢視自己、療癒的過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至於小云，由於她希望不露面受訪，二訪時，我們請她繪製一張代表自己的面具進行拍攝。她細心均勻塗畫白色面具，隨著面具漸漸完成，我們不再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僅剩蠟筆刮出規律沙沙沙的聲音。「是不是有點Creepy（詭異）？」她拿著成品，上頭的黑色粗線條將臉分割成數塊，眼睛是飽和的藍色，流出血紅色的眼淚，原本應該是嘴巴的部位，是條蜿蜒的荊棘，「我想的就是，沒有嘴巴，只有一條裂開這樣。」她有些虛弱地說：「畫畫應該有釋放一些東西出來，滿強大的，我也有嚇到了，可以這樣表達感受。」
很長一段時間，小云就像這張面具，是失去聲音的人。事發前她常在臉書發布各種參加活動、認識新朋友的照片，臉上掛著我們從未認識的開朗笑容；但回台灣之後，臉書便不再更新。直到今年6月，她受到台灣#MeToo影響，公開了自身經驗。「每天打開臉書，看到大家的貼文，心情很受影響、很被衝擊，很難過，也開始反思自己的事情，我去年發生的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樣？」小云花好幾天回想並寫下那段經歷，最後超過萬人按讚分享，也因此收到國內外不少女性與她分享遭受性暴力的訊息。
Ａ男在事件被公開後，曾來函本刊堅決否認對小云強制猥褻，主張司法已還他清白。對此，小云向我們出示相關文件，包括一份對方律師提出的和解方案，內容為Ａ男願意致歉、願意自費修習性平課程達一定時數等等。小云說，此事並非子虛烏有。
她明白公開#MeToo有代價，但是，「有非常多訊息告訴我，她們覺得自己被撫慰，有個出口釋放出來…有些故事看了真的會覺得更難舉證，我的部分雖然可能不夠強，但看了會覺得事有蹊蹺，如果有人真的需要從司法上得到公道的話，有可能只會被二度傷害。」她與我們接觸、猶豫近1個月後決定受訪，因為意識到發聲是有意義的，她的經驗可能幫助他人，讓有同樣經歷的人感到被理解。
小云最後淡淡地說：「雖然非常非常微小，但在我情緒很低落時就會有一種，不管今天是好的一天、壞的一天，至少我有這個東西，我把我的故事拿回來了，這無法被改變，我就是拿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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