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正準備與相伴多天的翻譯Berke Şahan告別，送他去7公里外的野地醫院，當外籍醫療團隊的口譯志工。地震後，哈泰省的醫院全數無法運作，當地也沒有足夠的醫師，所有病患、受傷的災民都必須前往此地就醫。
2月10日，我一抵達阿達納就發現大事不妙。在這個機場尚能運作，提供災民安置轉運的大城，所有資源都已優先提供給各國搜救隊及災民，根本找不到翻譯地陪（及住宿）。透過好幾手轉介，我才終於聯繫上今年20歲、正在就讀阿達納科學科技大學英語系的Berke；他剛好結束在西南部的安塔利亞（Antalya）的單車手訓練返回阿達納。
Berke的同學及朋友們多數都正在當口譯志工。地震發生後，共有88組國際搜救團隊前來災區救災，需要大量口譯人員。他的同學有人隨搜救隊出任務，有人則在機場協助引導。他們組成Whatsapp群組交換資訊，以自身專業幫助國家及災民度過難關。
於是當Berke在阿達納陰暗老舊、充滿香煙味的飯店大廳見到我時，他面露失望，「我以為是要幫助搜救隊，所以志願來做翻譯，當我看到你，才發現原來是媒體⋯但我很喜歡你們，你們需要幫助，讓世界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Berke依約陪我至災區採訪，但事後對我坦承此事。
這幾天，Berke與我建立起信任關係。他工作認真，面對軍方能冷靜說明來意，說服對方受訪；也會仔細記下受訪者的聯繫方式，「或許你之後可以把報導寄給他們。」有時他覺得自己翻得不好，還會事後索取錄音檔重聽。
當我在完成第一篇稿時，他得知重災區哈泰省有60名美國醫師進駐，迫切需要口譯，因此決定結束協助我的工作。這天，他陪同我完成安塔基亞市採訪後，便將留在當地2、3週，協助傷患與外籍醫師溝通。
這更符合他原先的心願，卻一度在出發前打消念頭。「我猶豫了…」他苦澀笑笑，「我想到你可能在那裡發生事（指遭到逮補），弄丟身分證、無法借到睡袋，身上沒有衣服，而且地震發生後我還沒見過家人。如果只是尋常日子，一週沒見到他們其實不是問題，但經過地震，我真的很想見到他們。」
Berke的家人都住在科贊（Kozan），是阿達納省步調緩慢的古老小鎮，他們在地震中安好，只是房子有些龜裂；但他大學最敬重的老師在地震中罹難，抵達阿達納隔天，他還參與了朋友母親的喪禮。經歷災難，他一樣恐懼和不安。
驅車往安塔基亞市的路途上，Berke接受我的採訪。途中我們經過他原本假日預計要跟朋友出遊的海港城市，「我們本來想在這個海堤上吃點烤肉料理，不過地震發生了，現在我要去哈泰當志工。」窗外風光明媚，草原遼闊，高山還覆蓋著積雪；但隨著越來越靠近哈泰省，手機收訊開始斷斷續續，眼前出現越來越多倒塌的房屋，尚能運作的ATM前總是大排長龍。氛圍越來越緊張。
「其實最近我都不想看任何跟地震相關的新聞，但我現在就身處其中，在我們的書籍、可蘭經中都教誨要互相幫助，其實只要是是人類，就會幫助別人，幫助別人時，不會讓你失去什麼，」 他也提起我們一起採訪時的經歷，「從災民訪談中我發現他們很需要幫助，我可能跟他們深陷一樣的處境，我確定他們會幫助我，所以（即使曾猶豫）我還是決定去（當志工）。」
他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總盡可能完成1天5次的禱告。路程中他也在迷你巴士中鋪上軟墊，向南方祈禱，「這讓我冷靜，雖然在冬天要洗臉、洗腳、洗手很冷，但信仰讓我有力量做這件事，我們的力量來自阿拉。」
前晚我借宿他在科贊的家，受他家人熱情接待，奶奶端出自製的糕點、手桿的土耳其烤餅；他家牆上的伊斯蘭日曆上，2月13日這天的箴言剛好是：「敞開你的雙手、餐桌及你家的大門！緊閉你的眼睛、舌頭以及腹部（指口腹之慾）。」
我問Berke的父親擔不擔心送孩子去哈泰省的重災區？他回：「一點點，我們並不清楚那裡的情況。」他與家人忙進忙出替兒子整理行李，打包毛毯、禦寒衣物，並在盯著地震新聞時，露出擔憂的表情。
Berke的父母幾乎一輩子從未離開家鄉，作風保守，但仍鼓勵孩子踏上旅途，無所畏懼地幫助別人。那夜他母親將他抱在懷中入睡。「我媽問我可不可躺在我身邊？她抱著我，摸著我的頭髮開始禱告。那是一件很親密的事情，我靠在她的胸膛上，她在我耳邊不斷呢喃低語，窸窸窣窣禱告的聲音，就像ASMR（大腦抒壓），很舒服，」Berke在車上堅定地說，「一切都好多了，我已經準備好要去了。」
在安塔基亞市完成採訪後，天已經全黑了。親眼見識這座城的傾頹與恐怖，他眼底流露疲憊，在車上我們停止聊天；直到因為小巷中間立著一個冰箱，動彈不得，得倒車繞路時，我們才覺得太荒謬而笑了出來。
當晚，我們繞了40分鐘才終於抵達僅僅7公里遠的野地醫院。Berke將行李與睡袋搬下車，身影漸漸隱沒在受軍方管制的大門口。他將在第一天負責醫院櫃檯的翻譯工作，之後將會在診療中協助外籍醫師看診，「有很多醫療名詞，對我來說應該會是挑戰。但我很想學習，這會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此時他已準備開始另一趟旅程，懷抱著信念與力量，相信他與他的同胞們會度過這場災難。
